一、作为第三代诗人

“第三代诗人”的概念是在“朦胧诗人”之后衍生出来的。对于后者而言，一般的读者都不太陌生。而朦胧诗人也在他们的写作后期展现出部分“第三代”倾向。正如作为诗人的诗论家陈超先生所言，如果将北岛和芒克的《青年诗人的肖像》、《日子》、《街》、《城市》的作者姓名抹去，大多数人都会如是评价——“这很第三代嘛！”基于政治氛围的压抑，经典的朦胧诗呈现出反诘的、箴言化而不失古典庄严的风格。无论是舒婷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还是顾城“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亦或是北岛“一声枪响/地平线倾斜了/摇晃着/翻转过来/海鸥死了/热血烫翻了巨大的蒲叶。”这些句子大多来自文革时期泪眼模糊的形象，是从心灵裂谷深处爆发的声音。然而，这种箴言化的倾向一方面促进了地下诗歌本身的传播，另一方面，它也存在着巨大的弊端——对于诗歌的“投机取巧者”而言，他们或许明明没有与诗歌巨大隐喻和揭示能力所匹配的现实经验，然而却去摆弄语言，重复已有的意象和写作方式，费尽心思折磨出浓酽的情感。最终看似生产出了许多篇幅的诗歌，看似诗歌死而复生，却仍然还是各种语境的重复，甚至缩小了诗歌表达的可能。在这些诗歌“表演者”精心设计的诗歌之中，我们已然察觉不到丝毫“我手写我口”的诗歌的原动力了。

或许正是出于对诸如此类“表演化”、“唯美化”诗歌的不屑和反讽，第三代诗人以冲淡老成，置身事外又关注现实的姿态出现了。他们的诗在褪去箴言以后，变得更加老道。拆除了箴言化所带来的“模块化”读诗方式，第三代的诗开始注意到诗歌本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特殊意蕴。这意味着第三代诗的意味需要通观全诗才能够得到一个好的阅读体验，而其中的任何一句抽出来，都不再具有如箴言一般的穿透力，然而通读整体，却又意味深长。

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于坚，无论是在他的代表作《0档案》中，还是《作品52号》中出现的“很多年”的罗列：

很多年 送信的没有来 铁丝上晾着衣裳

很多年 人一个个走过 城建局翻修路面

很多年 有人在半夜敲门 忽然从梦中惊醒

很多年 院坝中积满黄水 门背后缩着一把布伞

很多年 说是要到火车站去 说是明天

很多年 鸽哨在高蓝的天上飞过 有人回到故乡

在这些诗歌中，于坚先生作为故乡的见证者，同伴们人生记录者，用这样接近穿越时空而抽离的眼光审视着这片经历着巨大变迁的中国土地。如果说朦胧诗人是控诉者，那么以于坚先生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更像是观察者，确切来讲，是反讽式的观察者。如果说朦胧诗人向着生活、历史以及未来发出质疑，于坚们则是见证着历史如何在个体以及某一片确切的土地上发生，他们似乎也在反抗着某种“历史的必然”的说法，以“虚无的语言”试图介入一些存在的特殊性。

二、诗言志？

在我们认知的诗歌系统中，“诗言志”作为一种标尺总是在诗歌评论里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诗言志在这里讲到的是一种从属关系，一种主仆关系。诗作为形式，志成为目的。合在一起，诗言志将“无用”升华为“用”。

然而，对于一位去箴言化而的诗人，于坚先生认为被“志”所统摄的诗歌是滑稽的。在这里，反讽的声音再次响起——“但在我们的时代，诗言志统着诗歌，诗是一个东西，志是一个东西，诗只是为了说出志，诗是次要的，工具，手段，过河拆桥。只有兴观群怨，歌功颂德，才能最佳地体现工具的作用。”相似的，鲁迅先生曾经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到：“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闭。夫既言志也，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抑于无形之囹圄，不能抒两间之真美。”在于坚先生的诗歌《在秋天的转弯处重见怒江》的一段中有着这样的描写：

伟大者的床不会像云那样轻举妄动

容纳是如此简单 保持原状 沉默

是别的东西在洪峰上喧嚣

愤怒 激情 破坏 钻空子

撒娇 破罐子破摔 划烂船

洪流滚滚 犹如革命时代的广场

所有的污泥浊水 都混进来

膨胀 貌似盛大 丰收

被误解为扩张 被误解为

斗志高涨 被误解为野心勃勃

被误解为 怒江 被误解为

深

这和辛波斯卡的《一粒沙看世界》是何其相似——因为人对“志”的刻意追求，导致我们难以抑制为事物赋予意义的冲动。而正是在这样的意义的狂欢中，诗歌的整体消失了，不见了，它们变成了别的东西，比如复杂的隐喻。而我同样喜欢辛波斯卡的这句话——“我偏爱牢记此一可能：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

此外，于坚先生在对“诗言志”的质疑的基础之上，在发现了“志”作为规训造成了某种局限以外，又进一步提出了“好的诗歌产生误读”的概念。简单来说，“误读”可以理解为多方向的，不统一的阅读，可以认为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更进一步而言，“误读”是相对于“正解”而言的。正解之所以存在，除了权力对我们的约束和规训，可能更是因为我们被某种“志”，某种既定正确束缚。这种成见的横行是否是因为我们认知的角度和方法太过单一？是否是我们的感官太过疲乏，使我们懒于验证他人所说，将一切经验单纯移用？可拆卸的经验被重新组装，卖给他人，以“正解”之名。

弗罗斯特说，诗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而庞德相反，他认为“诗的那一部分是‘不可摧毁’的，那一部分在翻译中不会失去。”——庞德说的是“志”，志是可以脱离“体”而存在的——同样的志，都可以在诗歌、散文、小说里出现。

那么，诗歌究竟是因为什么，才成为了诗歌？是什么让她非此不可？

于坚先生在这里提到了“体”——“诗言体”。“诗并不是抒情言志的工具，诗自己是一个有身体和繁殖力的身体，一个有身体的动词，它不是表现业已存在的某种意义，为它摆渡，而是意义在它之中诞生。诗言体。诗是一种特殊的语体，它是母的，生命的。”

三、对现代化高速的反讽

在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中，以“反思”现代化进程对当下世界造成的冲击作为素材的并不少见。然而，很多作品终究没能逃出“陈词滥调”的魔掌——这并不是反思和怀旧本身存在问题。而是我们的怀旧总是浮于表面的，公式化的。拼剪和粘贴 ，我们美其名曰“怀旧”。“怀旧”，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正如上世纪九十年代，诗人伊沙以极其戏谑的口吻写到：

诗人们已经吃饱了

一望无边的麦田

在他们腹中香气弥漫

城市中最伟大的懒汉

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

麦子 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

我呼吁：饿死他们

狗日的诗人

相比这种精细打磨的故土愁思，于坚先生的反思则更加立体。在他的《朋友是最后的故乡》中曾有这样的表述：“但是，不会因为你透支时间，时间就随着你高速。日落依然出现在黄昏时分，落叶依然飘向秋天之末。10分钟建起来的大桥还是10分钟的大桥，100年完成的大厦还是100年完成的大厦。”在所有的“少年不识愁滋味”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本中，于坚先生在他对快捷省时，单调划一的标准化现代的不屑之中，出现了一丝高蹈的自信：

然而，在诗歌语言中，每一个词语都被权衡，绝无寻常或正常之物。没有一块石头或一朵石头之上的云是寻常的。没有一个白昼和白昼之后的夜晚是寻常的。总之，没有一个存在，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寻常的。（辛波斯卡语）

而这些诗人的存在，成为了我们的幸运——他如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放下对已有生产资料的自我欣赏，且以为世间意义由我们赋予。对于现代化进程而言，他更愿意我们重新看到那些富有生命的繁殖体而不是机械化的复制品。他认为现代化喻指的快捷省时、标准化已然成为一条毒龙，吞噬着地方和地方的差异性。在他的诗歌《避雨之树》中：

它站在一万年后的那个地点  稳若高山

雨停时我们弃它而去  人们纷纷上路  鸟儿回到天空

那里太阳从天上垂下  把所有的阳光奉献给它

它并不躲避  这棵亚热带丛林中的榕树

像一只美丽的孔雀  周身闪着宝石似的水光

树作为于坚诗歌的母题，它变成了一种超越于人类、鸟儿（众生）的守护者，超越了现代化膨胀的某种野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

请容许我借用并改动欧阳江河先生的诗：在到处都是树的地方， 树已经不是它自己，而是，一种精神——

当那反讽的声音，在这个时代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