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徐菁菁

（插图：老牛）

是“搭子”，不是“朋友”

孙琦在深圳一所高中担任班主任。班里有两位女生，一起吃饭、一起上厕所，几乎形影不离。一次，孙琦找这两个女生分别谈心。让她意外的是，两人不约而同提到自己在班级很孤独。“每天和你在一起那个女孩不是你的朋友吗？”孙琦问。一个女孩很犹豫：“可能算是吧。”另一个女孩很干脆：“不是朋友，我们就是‘搭子’。”

这场谈话第一次让孙琦意识到，今日校园里的友谊已经不同往昔。后来，在一次班级“时评”作业中，有七八个学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搭子社交”这个话题。令孙琦更感到意外的是：大家对“搭子”这种关系的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理由是：友谊可能会带来伤害。相比而言，“搭子”是以陪伴功能为导向、严格遵循社交边界的交往模式。对“搭子”不用投入过多情感，不会有伤心与背叛。简而言之：安全、便捷。

“疏离感”，在北京一所知名高中任教已经30年的李荔萍用了这样一个词，形容班级现在的氛围。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受。她记得从前她迈进教室的大门，总能看到学生们在七嘴八舌聊八卦，“明目张胆、神采飞扬”。聊到兴头上，“你碰我一下，我拍你一下”。现在，教室似乎总是安静的。有位学生曾直白地告诉她，自己已经习惯了独自学习，和身边的同学基本上是零交流。

李荔萍觉得，这可能和疫情防控期间的生活有关。以前在教室上课，师生、生生互动频繁，分组讨论，大家面对面聊得热闹。疫情防控期间转到线上课，小组讨论的时候就会有几个小组是沉默的。私下问，学生会说觉得别扭，尤其是随机分组的时候，碰到不熟的同学，就都不说话了。

“学生天天在学校里头摸爬滚打，能够在和同学的接触行为中迅速地得到反馈，感受到对方的态度，建立边界感，构建自己的行为模式。”隔着电子屏幕，人与人的互动变得疏远、含混。有些孩子小学、初中几乎上了三年的网课，他们更多是在家里独自学习、活动，现实的同学交往变少，学校现场生活变少，很多人也就没有去学习同伴交往，等他们初中、高中回到学校这个现实场域的时候，就容易“茫然无措，有些孩子不知如何分辨对方行为的含义，也无从判断对方是否真诚，害怕受伤，就沿着惯性独自行动”。

齐佳在浙江一所初中工作了快20年。她还记得自己曾经教过的一个班级，有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成绩都很好，是一个小团体。初中毕业后，他们各自上了高中，又上了大学，但每次到了暑假，三个人总是聚在一起，完全没有因为地理上的距离断开联系。这样坚固的友谊，齐佳现在几乎不再能够看见了。

在她眼前，很多孩子的“友谊”变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两个人就会立刻疏远：男孩子们可能是因为不再玩同一款游戏，女孩子可能是因为喜欢上同一个男生。”

下课时，同学聚在一起聊天、讨论学习（黄宇 摄）

全景监控：被约束的青春

这些老师所描述的情况，都与我的青春记忆相去甚远。我是13年前上的高中。我的学校生活有两套并行的体系：一套按照成人世界的规则运转——那是属于上课、作业、考勤的世界；另一套体系，脱离在成人世界以外，只向少年开放，自有其逻辑。

那时候，从周一到周五，我最盼望的时光是晚上放学和同学一起坐公交车回家，聊到开心不舍分别，一行人会绕路送住得最远的朋友回家再慢吞吞折返。每周末两天，除了去校外补习班，我们游荡在咖啡店、图书馆、电影院、KTV和公园，一起打发无所事事的闲暇时光。回到学校，再把那些写不完的作业互相借阅，埋头苦抄。

即便是在学校里，少年的体系依然暗自运转。我们在规则的边界上乐此不疲地试探，以此彰显对青春自我的主权。

爱美的女生们交流经验，私下把阔腿的校服裤子裁剪成紧身裤，以显露纤细的腿部线条。有位男生曾把头发染成了一种肉眼看不出来的红色，天衣无缝，得意地向全班宣扬，没想到那周轮换座位到了窗边，阳光洒在他头上，红得明亮耀眼，当天就被老师发现，勒令染回来。

有外校女生从运动会逃出来探访初中朋友，从学校对面油漆店借了一把梯子翻墙爬进来。一群人在下面接应、望风。

晚自习时，我们通常在短暂的安静后开始交头接耳。有人听到教导主任巡查的脚步声，迅速通风报信，全班立刻寂静，脚步声远去，全班炸锅，感叹刚刚的惊险。有一次，我们大胆地把晚自习演变成全班的集体狂欢，人人串座聊天，组起几桌牌局斗地主。不巧被隔壁班的家长告发，班任半小时后冲进教室。

不管是个人行为，还是团体、集体的行为，这些“冒险”都留在青春的共同记忆里，它让我们结成一个个小堡垒。这些小堡垒是松散的，它会随着分班、升学自动瓦解，但它同时又是坚固的，因为每个人背负着同样的秘密，共享着那些挑战权威的刺激。那些回忆如此鲜活、生动、激动人心，以至于在毕业十年后的聚会上仍不断被回味。

现在想来，我们那个叛逆的少年世界的存在，其实也是因为成人世界网开一面。在我的高中时代，离经叛道但无伤大雅的行为总还是会被老师们谅解。青春期的孩子不可能那么乖，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共识。一次，有男生在厕所偷偷抽烟，和老师“猫捉老鼠”，不幸被发现，也不过是被勾着脖子揪出来骂上两句。

现在，这样的“冒险”已经不太现实了。学校这个系统的管理越来越精密。

一种并不少见的现象是：孩子们几乎没有了处于成人视野范围以外的空间和时间。齐佳告诉我，学校的各个角落都布满了监控。晚上如果发现哪位同学不在寝室，学校能立刻调取他离开教室后一路的监控查看动向。放学后，家长通常无缝对接地守在校门外接送，极少数不接孩子的家长，到了时间孩子没有到家，会立刻联系老师寻找。

午休，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学生（黄宇 摄）

校园里，自由活动的时间几近于零。课间10分钟，“前一节课老师拖2分钟，后一节课老师提早2分钟，中间还有5分钟，只够他喝水、上厕所”。齐佳说。中午午休时间只有20～30分钟，孩子们吃饭都要紧赶慢赶。在齐佳工作前几年时，初一、初二的孩子不用上晚自习，放学时间是下午5点多。现在，周一到周五晚自习8点半结束，“好学生”会延长到晚上9点以后。

叛逆的代价也要严重得多。一位高中老师告诉我，由于高中阶段并不是义务教育，学校有权利“劝退”“个性学生”。她任教的学校就有位多次谈恋爱被发现的学生被开除。改校服裤子这样最隐蔽的叛逆也被扼杀——如果被生活老师检查出来，班主任的绩效会受到影响，因此没有班主任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逃课更属于犯天条：一节课不来，学生就将背上处分。事实上，逃课、打架一旦发现，学生、家长、班主任乃至学校都会面临严肃的问责，学生也知道违规的后果多么严重，不会轻易试探。

齐佳发现，现在很少有在学校逃课打架顶撞老师的“问题少年”了，取而代之：“他要有‘问题’就会留在家里，不来上学，但是在学校的孩子全都会按部就班地上课、写作业、吃饭、睡觉。”

这也解释了手机如今在校园社交里的地位。重庆的一名初中老师苏晓云告诉我，学生们会偷偷把手机带到学校来，被发现要没收时，他们就会爆哭：“我不能失去这个东西，一旦失去了，我感觉我的人生没有意义。”面对家长，个别孩子的态度更激进：“你不把手机给我，我就跳楼！”

这样的决绝，老师们倒反而能够理解。以前，孩子们的话题会更多元，聊自己今天买了点什么东西，明天可以一起去哪里玩。但现在，孩子们几乎没有在现实世界互动的机会，话题变成了手机里发生的事——玩了哪个游戏、哪个明星怎么样了。手机连接着网络，是他们从满是成人的物理世界逃离的方式。“孩子们会做的最叛逆的事，就是偷偷把手机带到学校。”齐佳说，“现在他们的友谊就建立在一起做作业、一起玩手机游戏、一起藏手机上。”

也有些孩子跳出学校的场域，在网上找到了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感，获得了情感支撑。李荔萍仍记得自己有位学生曾告诉她，自己每周六的语文作业都不能交，理由是自己要在网上写同人文，要保持周更，因为“海峡对岸的朋友在等着我的文章”。她觉得这样挺好：“他很开心，他跟我聊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他的联结是有效的。”

同学不再是“同伴”

苏晓云曾遇到一位不想上学的孩子，他这样分析自己的困境：“我每天一到学校就有‘7个领导’（7科）轮番轰炸，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回家之后家里还有2个领导（父母），来质问我今天工作为什么没有完成。你想一下你去打工，每天是这种状态，你受不受得了？”

今天的孩子，个人生活被学业全面侵占，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李荔萍执教30年，和学生交流的时候从不轻易评价，也不摆老师的架子，她很在意和学生交流给他们的安全感。因此很多学生都很愿意和她交流，也倾吐烦难。她有一个感受，从前找她来聊的孩子很多，有的人没事就跑来坐一会儿，随便聊聊，聊的话题也多：谈诗歌和哲学，谈对世界的认识、改造社会的理想；谈喜欢的偶像，谈未来的选择；还有学生会把她拉到操场上，指着自己喜欢的男生让她看。也有些孩子苦恼于友情的羁绊，甚至有学生家长闹了矛盾，学生还请她去帮忙“做工作”。或者，还有些孩子约着来找她，然后几个人自己就聊起来。但这些年，她感觉学生的空余时间明显少了，来找她的学生总是急匆匆的，大多是在来答疑的时候顺便聊一下，话题也更多是学业苦恼，或者是学业引起的一些冲突。

心理咨询师、大儒心理咨询创始人徐凯文的女儿高中毕业时，学校举办了一次活动，几个孩子凑成乐队表演了一首歌。徐凯文看了感叹，这种活动很好，应该每个月都搞一次。女儿说：“想什么呢，每个月都有的只有月考。”

学业的繁重本身并不构成危险。在我过去的经验中，同学是同伴，是枯燥乏味的学习生活中的同行者。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考上好大学；对抗着共同的“敌人”——老师、家长与高考。学业的烦恼和困难，也能在相互吐槽和倾诉中被消解大半。

但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同学不再能转换成“同伴”。

课间，走廊里的学生们挽着手三三两两地走过（黄宇 摄）

徐凯文告诉我，他的女儿高中时，能够自由和同学们相处的时间，只有每周五晚上9点晚自习下课后一起去逛超市的一小时。周末，女儿全天在家里写作业。陪伴她的，是房间里堆满的各种解压玩具。

还有更令人忧虑的现象。徐凯文见过无数不想上学的孩子。听多了心里话，他十分理解这些孩子的选择：“你的同学不是你的支持者，反而是你的对手，你一天到晚生活在敌人中间，你能开心吗？”

有一位来访者，所在学校是北京高中里的名校，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他高一念完就不再上学，已经三年了。他告诉徐凯文，学校里所有人都在竞争，让他很不舒服。他回忆自己的高中，没有友谊和欢笑，能想起的唯一一件开心事就是学校超市里上了一款很好吃的糖果。

另一位来访者也来自北京一所知名学校。这孩子每天在食堂打了饭以后，都要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吃，通常是躲在教室旁楼梯的角落里。孩子说，在食堂里吃饭，所有人都在说学习的事儿，听了就特别难受。一次聊天，大家正在相互攀比学习成绩，一个同学突然问他生日是在几月份。他比那位同学大了几个月。没想到同学说：“你年纪比我大，为什么考试成绩不如我？”

学习的竞争变得激烈，一方面是这些年适龄人口增长，高中、大学升学本身难度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极为有限的头部资源越来越被看重。李荔萍在北京名校任教，很多学生的家长是外地留京的考生，他们都曾是高考中的优胜者，不乏自己所在县/市的状元。这些家长在自己的学生时代是学习佼佼者，没有遇到学习困难，也不太容易共情孩子的学习困境。李荔萍就遇到有家长说：“我和孩子爸爸都是学习尖子，我们就不能理解怎么可能有学不会的呢。”这样的家长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成绩靠后，自觉不自觉地就会给孩子很大压力。还有一些家长自己名校毕业，很自然地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也上名校和父母做校友，当发现孩子的成绩和期待有距离，也会变得沮丧、焦虑。

重点中学如此，普通的学校也不轻松。孙琦所在学校是一所极为普通的高中，学业目标不是“清北率”而是“考上本科”。孙琦班上的孩子们仍表现出了高度的压抑。孙琦分析，在普职比1∶1的分流标准下，一半的孩子是考不上高中的，所以这些考上了高中的孩子和初中同伴们相比，已经是“卷”出来的优胜者。

而升入新的高中之后，大家的心态很难调整到一个开放的状态。他们带着胜者的身份来到高中的战场厮杀，绝大多数孩子面临的是自己无法想象的挫败。

孙琦明显发现，现在的教材比自己上学时要难得多。课程难度带给这些孩子们的压力在孙琦眼中具象化为一幅经典画面：一节课开始，孩子睁大眼睛听着，哪怕睡眼惺忪了，还是会揉一揉眼睛挣扎挣扎。渐渐地，他们脸上出现困惑，困惑刚刚产生，老师已经进入下一个知识点了。困惑不停地积聚，直到有一刻，他真的撑不住了，趴倒在了桌子上。

孙琦发现，班里的许多孩子都会把对朋友的情感寄托放在过去。好几个学生在和她聊天时都会说：我初中的那个朋友非常好，但是我在高中还没有交到这样的朋友。

孙琦想，这里面的部分原因是孩子们给过去的生活开了“滤镜”，“他们经历了中考冲刺的那100天，收获了考上高中之后的喜悦，这都加固了他们对于过去的美好印象和怀念。初中时候、和初中朋友在一起的他是一个更加优秀的他。而在高中，他们遭遇了困难，他们更会缩回自己的壳里面。”

“溃败。”孙琦用这样的词来形容一些孩子的处境，“他每天战斗，班上其他学生听得那么认真，分数比他高那么多。他不想承认自己有这么差，但是现实情况就是他不行，而且课堂上的状况在一遍遍地提醒他：你不行。每节课的40分钟，对他来说是一场漫长的鞭笞”。有学生曾在聊天中告诉她：“我也想考，哪怕是差学校，但我知道我考不上了，我的人生完蛋了。”

而当这些为前途和人生感到忧心忡忡的年轻人，环顾四周的伙伴时，另一重现实又会令他们痛苦。

在食堂吃饭时，学生常将学习资料在手边高高摞起（蔡小川 摄）

学生们虽然平时都穿校服，但只要翻翻手机里的朋友圈，就知道在学校以外，彼此并不生活在同一个现实世界里。一些孩子的家庭富裕，他们在这所普通高中上学，一旦发现在国内参加高考的希望不大，就会开始做两手准备。“这些孩子会在班里说自己在准备考雅思或者托福，接下来不用参加高考了。”孙琦说，“都是考大学困难的人，但因为家庭条件不同，他们就会有更好的去处——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能力消化、处理这些信息带来的情绪。有一些学生回家就会跟家长说：你们怎么不多赚点钱？”

教师，是“集体塑造者”，还是“提分机器”？

在学校的场域里，教师是规则的主导者。所有接受采访的老师们都认可，哪怕是在同一个学校，不同班级的精神面貌也可能大相径庭，它和教师的管理风格密切相关。

李荔萍主张“学习是水到渠成的”，认为学业建立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她努力避免学生之间“恶性竞争”，鼓励他们借助群体力量发展自我，推动他们用群体变得更好去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而不是只盯着眼前。

答疑的时候，李荔萍会特意让旁边等着的其他同学来帮忙解答。一方面利用输出检查回答的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另一方面让学生形成互帮互助的状态，也是帮助他们学习社会交往、学会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时间一长，就变成了班级文化。有一年，高考前自主复习时间，大家都等着外语老师答疑，班级有学生会自己主动站出来说：“有问题，可以来问我。”

李荔萍经常告诉学生，学习之外，他们在学校也应该拥有完整的校园生活。她做任课教师的时候，会专门去劝说申请免修停课的竞赛学生回班参加合唱比赛的练习，她和他们说，哪怕他们唱歌跑调，拉低分数都没关系，真正重要的是和同学一起参加活动，让自己有完整的校园生活体验，“这些活动会是你未来有关高中生活最重要的那部分记忆”。

但在教学、提分之外，并不是每个老师都能够为学生的学校生活做更多考虑，也不是每一所学校都会给教师足够的空间。

徐凯文的一位来访者把老师投诉到教育局，因为这名老师每天来上课第一件事，就是把全班骂一顿。还有来访者告诉他，他的一位科任老师曾经做出在周末留了17套试卷、每套试卷需要2小时的离谱行为。徐凯文从中看到了教师的极度焦虑。“这样的教育氛围产生的是一种‘心理雾霾’，”徐凯文说，“只要呼吸，没有人能逃得过去。”

苏晓云的学校每次考试后都会开质量分析会，用数据和柱状图分析各班的成绩，每门科目的变化都会被数字精准展示出来。如果成绩下降，校领导不仅会找老师谈话，还会开年级大会点名通报批评。班级成绩差，不仅影响班主任的职称评定，还会让这些老师只能一直教初一、高一，不能跟着班级升年级，直到拿出满意的成绩向领导证明有任教更高年级的能力。她曾见过一位任教不久的同事，因为班级成绩一直提不上去，每天几乎都在哭。“我看到她就想，要是我女儿，我一定让她辞职。”

学生们在晨读（黄宇 摄）

苏晓云自认是一个教学观念比较开放的老师，认为应当给孩子一些自由空间，但在环境之下，她不得不妥协。一般来说，教育局统一规定，晚自习在晚上6点半开始，但所有班级都心照不宣地提前到了晚上6点。苏晓云最初想，既然规定是6点半，让孩子们多玩一会儿没什么不好，但没两天就被校领导找到批评。“晚上6点一过，操场上还有人，立刻就会问这孩子哪个班的。”她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教育理念，要求孩子6点必须回班自习。

种种限制，也让苏晓云陷入了一种“拧巴”的状态中。“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既希望在学校活得快乐，但是学校又要求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苏晓云觉得现在自己更像一个“提分机器”，这给她带来了抑郁倾向与工作的倦怠。她常常不愿回复群里的工作消息。

广东一所高中的心理老师佳芸能感受到许多老师普遍的焦虑：每次质量分析会后，都有老师表现出一种“应激”的状态，班级在年级中的排名为什么下降了？我的班级成绩一直上不去怎么办？我的工资会下降多少？我会不会面临被辞退？这样的焦虑最终又被传导到学生身上。

佳芸带14个班级的心理课。她和老师交流学生的情况，有的班主任对孩子的状态很重视，能回答出来一些细节的问题，比如学生最近在班级的上课状况，有没有上课打瞌睡，也包括抑郁学生的服药情况、最近有没有去复诊。这样的班级里，学生们日常明显会更活跃，班级氛围更好。但有些班主任不仅不关心学生状态，还会因为耽误学习等理由不同意孩子去寻求心理老师帮助。

工作三年后，佳芸辞去了学校心理老师的工作。一方面，和学生同样作息的劳累程度，让作为成年人的她都接受不了；另一方面，她恐慌于自己出现的麻木状态：“最开始看到学生划手（自残）还会紧张，但发生得太多了，一个月好几次，我的心态变成了‘哦，又来了’，已经见怪不怪了。我觉得这样不对。”

渴望与冷漠

孙琦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国作家韩江的《失语者》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第一次去公立高中的课程可以说是死气沉沉的，课程进度早已经比她所学的快了好大一截。老师们不管年纪如何都显得高高在上，也没有哪个同学会对一句话都不说的她有任何关心……与母亲和医生的期望相反，集体生活的刺激并没有让她的沉默出现转机，变得更加深沉的寂静反而填满了像圆缸一样的她的身体。”

韩江写下的这段文字，和一些学生向孙琦描述的在校感受十分相似。

这些本应当青春飞扬的学生在孙琦的面前呈现出矛盾的两面：一方面，沉默与孤独是她在学生们身上最常感受到的状态。另一方面，许多孩子极其渴望理解和支持。

孙琦记得，她曾在高一入学不久时和学生们谈话，问到“最近状态怎么样”，有的孩子立刻就红了眼眶，或直接默默地哭了出来。她后来回想，这或许是因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他们几乎很少受到这样情感上的关心。

苏晓云告诉我，一些家长除了孩子的学业，几乎不会关心其他。一个孩子和她聊天时描述自己和父母的互动：周末回家，爸妈问我有没有写完作业，我说没有，就回了房间。苏晓云问：那你们还聊什么了？孩子说：就没有啦，就问了一句这个。还有孩子曾向她抱怨，自己想去吃个什么，爸妈不同意，因为“觉得我没有好好学习，就不愿意带我去”。

最初发现孩子们把关系好的同学叫作“搭子”时，孙琦也好奇过原因。孩子们通常都支支吾吾，然后说：“朋友应该更理解我吧。”但理解什么，他们也说不出，只是出于本能地感受到：朋友应该聊些更亲密的话题，应该触碰彼此的脆弱与无助，互相舔舐伤口。

但在另一方面，矛盾的是，在现实生活里，当真正与人发生关系时，孩子们又似乎常常是回避和冷漠的。

孙琦处理过许多宿舍矛盾。她发现，对于打呼噜等影响个人休息的事，孩子们容忍的限度越来越低了。还有一种常见情况：一个孩子回到寝室，崩溃地哭或抑郁发作。室友们不但不安慰，反而责怪他传递了负面情绪，影响其他人心情。

苏晓云也能感受到孩子的情感在变得漠然。有一次学校搞活动，请舞蹈老师来学校排练，老师给所有人买了奶茶，但路上有两杯洒了。她问：“有没有同学愿意把你的奶茶分给两个老师？”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老师在讲台上咳嗽、声音沙哑时，以往总会有学生来问老师怎么了，或者送药，现在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出现。

对身边的同伴也是如此。从前，有人生病时，身边同学会帮他打热水，送他去医务室，但现在，他们能做的最多就是把这件事告诉老师。同时，当班干部不再意味着一种荣誉。不少学生在被分到班干部角色时，主动告诉苏晓云：“我不想当，因为还要帮你干活儿，会影响我的学习。”

开始处理宿舍矛盾时，孙琦不理解，她想：“这些孩子为什么这么没有包容心？”但后来，她理解了：“因为白天太紧张了，他们晚上就想好好休息，有人吵到他们的话，他们很难没有负面情绪。”

在每个人都高负荷运转无暇他顾的场域中，孩子怎能在彼此身上寻求情感的满足？“大家没有这个耐心，或说心里也没有这个容量去承受这部分负能量了。”孙琦说，“你不能说他们自私，每个人都很不容易。”

（文中孙琦、齐佳、佳芸、苏晓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