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方式与电影不同，更像一种“后剧本”的实践：先做大量田野调查，再进入现场，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室”常常不是画室或工坊，而是生产与生活的一线：车间、仓库、农场。

2005 年，我在广东佛山的欧司朗中国照明有限公司展开了一个关键项目。佛山彼时是珠三角制造业核心之一，“世界工厂”的缩影。

我受德国西门子艺术计划邀请进入西门子在中国的子公司欧司朗，因此得以长时间置身生产线与生活区。我为这次创作定下的题目是《谁的乌托邦》。

 曹斐，《谁的乌托邦》, 2006, 影像, 20’20”

如果“乌托邦”代表着对未来的理想与完美，那么在这座工厂里，个体工人的乌托邦是什么？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又是献给谁的？乌托邦究竟属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资本的逻辑，还是消费者的欲望？

现场的所见与媒体里“血汗工厂”的定型叙事并不相同。这个中外合资企业呈现出高度“福特主义”的秩序：洁净的空间、精确的节奏，每个个体都被固定在机械的劳动规范中。

曹斐，《谁的乌托邦》, 2006, 影像, 20’20”

这些十七八岁的年轻工人刚从职业学校毕业，他们与生产的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他们的个人追求、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又能放在哪里？

我尝试邀请他们表达自己的想象，于是我试着给这些“被流程包裹的人”一小段自我显影的时间，让他们在厂房里组个乐队、跳段霹雳舞，把流水线短暂转化为舞台与剧场。他们最爱唱的歌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二十年过去，我常想：那些当年在产线上发光的年轻人如今身在何处？他们是否成为“灵活用工”体系中的另一批齿轮？当年的二十岁如今已是三四十，他们的生活与愿望是否获得了更稳固的支点？

 曹斐，《谁的乌托邦》, 2006, 影像, 20’20”

林爱玲是我一直惦记的一个名字。她在车间跳芭蕾，敏锐而自律。项目结束后我鼓励她去考大学，她果然考上外语学院，留在深圳，后来在珠海创立了自己的教育项目。她像一只“孔雀”越出了厂区的栏杆，用行动见证了自我。

回望那段经历，她并未以“压抑”“剥削”概括工厂生活，反而把流水线的训练与纪律视作韧性的来源，成为创业时的重要底气。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成长叙事”：姐姐先去打工，供弟弟读书。这样的家庭结构与代际互助，曾在珠三角无数次地重复。

十多年后，我进入了另一种空间——京东物流仓库。在“平台经济”时代，我之所以主动介入，“敲开京东的大门”，是因为这些平台已成为现实社会的基础设施，不研究它们，就无法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变迁。

而这个项目的核心问题是“无人化”。当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系统边缘仍有一群“剩余的人”：分拨站里的夜班、站点里的派送者、对接机器的操作手。他们与机器、与算法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当这个项目展出时，很多观众误以为我在给京东做广告。有观众看到海报上写着“双十一打八折”，还投诉美术馆，说自己打电话去京东确认“并没有打折”，要求退票。我坚持保留全部真实元素，因为只有直面现实企业，作品才能在复杂现场中保持判断与独立。

曹斐，《11.11》,2018, 纪录片,60’36”

项目同时包括一部纪录片《双十一》。拍摄节点恰逢购物节，我完整记录了节日前后物流系统的速度、压力与异化：订单指数级膨胀，分拣节拍全面压缩，终端配送像神经末梢一样高频跳动。

有一位快递员吴玉明，在同一站点工作了十多年。他拒绝做站长，因为站长工资更低；选择继续做派送员，因为每一单都有提成。技术为他“赋能”：iPad 扫码、系统派单、轨迹可视……

但十年来，他的工作本质始终是高强度的重复。我因此追问：这种“赋能”是否也是“去能”？当人被嵌入流程、被工具化，学习与成长的路径是否被进一步压窄？

曹斐，《亚洲一号》, 2018, 影像, 63’20”

在《双十一》的纪录片之外，我们还套拍了一部虚构影片《亚洲一号》。影片拍摄地包括苏州昆山、上海嘉定以及京东的无人仓“亚洲一号”。

进入京东“亚洲一号”的那一刻，我被彻底震撼了。那是一种冷静到极致的空间，所有运转精准、自动化的机械系统组成了一种“未来的荒漠”。这里已经没有了人，没有表情、没有噪音，只有冷峻的秩序和无声的节奏。

那不再是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面对的“福特主义”工厂，而是一种新的“无人主义”现实。在这个背景下，《亚洲一号》成为一个介于纪录与虚构之间的作品。

曹斐，《亚洲一号》, 2018, 影像, 63’20”

影片里面只有一名男工、一名女工、以及一个机器人，是“人与非人”，也是“有人和无人”，一个挺极致的场景。有评论家说，这部影片像是《摩登时代》的当代版本，是一个关于“无人化工厂中爱情与孤独”的寓言。

在影片中，男孩对女孩生出一段若有似无的情愫，但那并非浪漫意义上的爱情，而是一种由孤独催生的情感幻影。面对日益高强度、被算法切割的工作节奏，人被逐渐原子化、被系统分解进机器的逻辑中。

曹斐，《亚洲一号》, 2018, 影像, 63’20”

于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这些冷静、精准、几乎无人的机械环境里，人还能够与他者建立怎样的连接？当商品逻辑和技术秩序不断加速，人类情感还能被安放在何处？我们习惯说“机器替代人”，但也许机器替代的并不是劳动本身，而是人与世界之间的某种联系。

最新的项目《云耜》将于 2026 年完成，是我从“工厂—仓库”转向“农场”的延伸。拍摄地在广州黄埔与新疆库尔勒，主题是“无人化农业”。

我从这次创作最初的灵感，追溯到上古的神话。相传神农氏在渔猎社会的尽头，发明了最早的翻土工具“耒耜”，让人类进入农耕文明。那是人第一次用“技术”去改造自然、重新定义与土地的关系。

二十年后，我的镜头重新回到家乡广州。和 2005 年拍摄《谁的乌托邦》时不同，如今的广州已成为大湾区的战略核心，聚集了高科技、人工智能等新产业，不再是以代工、生产链、加工为主的制造业城市，而是全球科技网络的一部分。

曹斐，《云耜》, 艺术项目，2026完成

在这里，我进入了一家名为极飞科技（XAG）的公司——它是世界第二大的农业无人机制造企业，生产的不仅是无人机，还有物联网传感器、无人驾驶农机等设备，旨在为全球提供“无人化农业”的整体解决方案。

我注意到他们设计的无人机桨翼，与神农氏的发明的耒耜有着奇妙的相似：都是为土地而造，却又在改变人与土地的关系。于是我开始思考，如果我把作品命名为《云耜》，这个由数据“云”来驱动的“耜”，它离土离人后，到底会是怎样的农业未来呢？

数据云之下，新的工具正在让人类逐渐不再直接接触土地。人可以不再“下地”，但那样的农业，究竟还是农业吗？

极飞科技无人机

在广州，我见到了极飞科技的两位创始人，龚槚钦与彭斌，都是八零后的年轻创业者。他们谈起自己的目标：要让农业变得“更酷”。这句话并非修辞。极飞的农场里，机器与算法高速运转，无人机、无人车、自驾仪穿梭田间，看起来更像一座科技园而非农田。

但我在拍摄中体会到，这份“酷”背后也充满“苦”。和以往只需在一两个工厂内完成拍摄不同，这次我必须跟随一个完整的农事周期，从春播到秋收，甚至包括两造。我不断往返于广州与新疆两地，记录作物的生长、农机的运转、人机的互动，跟随整个农业年度的呼吸与节奏。

极飞科技有两处主要的实验田：一处在广州黄埔区，被称为“超级农场”，以水稻为主；另一处在新疆库尔勒，是“超级棉田”。黄埔区政府流转了约 300 亩稻田给极飞，作为教学研的试验基地；而在库尔勒，他们流转了 3000 亩土地，用于高强度的无人化种植。

极飞超级农场，广州

广州的“超级稻田”位于中新知识城，这是广东与新加坡共同开发的项目，如今几乎成为一座新城，周围的古村落如莲塘村也被纳入城市焕新计划，土地被整合后成为实验农田。这里的“农人”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他们穿着防晒风衣、戴着太阳帽，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手持 iPad，通过无人机、摄像头与传感器进行数据监测。他们用算法规划播种、施肥、病虫害防治、收割流程，自动化的无人车负责运输种子与果实，无人收割机在收获季节完成采摘。整个农场目标是在未来实现 90% 以上的无人化。

与此同时，我也走访了周边村落。莲塘村作为大湾区“百千万工程”和“美丽乡村”重点区域，表面焕然一新，但也引发思考：当村民外出、土地被整合，“美丽”会不会变成“空心”？如果失去了新的文化与生活支撑，这些更新后的村落能否真正焕活？

极飞超级农场，库尔勒

相比之下，新疆库尔勒的“超级棉田”位于风口地带。极飞科技在此实验的每一年，都要与强烈的风沙和气候灾害对抗。两位年轻科技人员艾海鹏、林磊负责管理这片 3000 亩的棉田。

他们的目标是用两个人完成传统上需要三十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听起来几乎不可能，但经过四五年的验证，他们已经将无人化率提高到 80%。农田中布满北斗导航系统、物联网传感设备、自动灌溉系统，实验的成果未来可推广到中小型农户乃至大型农场。

极飞超级农场，库尔勒

他们的实验说明了一个趋势：农业的劳动力结构与空间关系正在被彻底改写。农业不再是“劳力密集”的象征，而成为“数据驱动”的产业。年轻人不再弯腰插秧，而是在平板屏幕上调整路径、分析曲线。

与此同时，这些实验也引出了更深的疑问：当技术让人类摆脱“下地”的命运，我们是否也在失去与土地的真实关系？

库尔勒地区是中国棉花的重要基地，这里汇聚了国有兵团企业、民营公司如利华棉业，以及众多小农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产业网络。近年来，当地又兴起了“直播基地”，把农业与传播结合起来。

在这片土地上，传统农业、数字经济与国家战略并置交织，呈现出一种新的混合生态。与此同时，传统的劳动力正在急剧减少。

过去，每到棉花采收季，大量来自四川、河南等地的大量季节工会前往新疆；而如今，无人化程度的提升让这种劳动力需求几乎消失。只有在农事早期铺设滴灌带和架构防风网时，还需要部分人工；而“打顶”环节（通过控制棉花的继续生长以方便收割），如今也由无人机喷洒化学药剂完成。

曹斐在“城市与我们：故事剧场”年度分享上演讲

这种变化的速度与力度，都是前所未有。农业大学农业无人机系统研究院院长何雄奎教授早在二十年前就开始推动中国农业无人机的发展，他判断：“未来可能不会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但极飞工程师们对此态度更为谨慎，他们承认趋势存在，却认为人类社会并不会因此变得脆弱。

在《云耜》拍摄与调研过程中，我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与工程师，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极飞科技创始人龚槚钦很乐观。他说，人类未来完全可以摆脱对土地的束缚，如果技术能替人“下田”，我们就能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更自由的创造之中。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新农人进入农村并不会加剧其边缘化，反而可以弥补传统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力量不足的问题，例如无人机技术的引入，正是一种新的“补充性力量”。

极飞超级农场，库尔勒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吴重庆则提醒，关键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是否真正为农民所掌握”。如果技术能被农民理解、使用、改造，它就能赋能；但若只掌握在企业或资本手中，那便成了另一种剥夺。

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民俗学者鞠熙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大规模机械化种植或许会促成一种新的“天地人神共处”的农业共同体，技术不一定摧毁人和自然的关系，它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重建它。

技术的未来不是单一的，它包含希望，也孕育警惕。《云耜》从构想到成片，历时三年。它既有纪实记录，也是虚构创作，就像我之前的《亚洲一号》一样，现实与叙事交织在一起。

极飞超级农场，广州

我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追问一个根本的问题：“无人化”是否真意味着“无人的未来”？在我目前看来，“无人”并不代表“没有人”，而是“人从具身劳动中退场”，以另一种方式被系统吸纳。人仍然存在，只是转化成屏幕后、数据背后的一种“系统化身”。

这正如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所说：当技术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它会像自然物一样存在。它不再只是工具，而是新的生命系统。而问题在于，当技术成为“新的自然”，人类如何与之共处？

哲学家许煜在《论技术的存在》中提出“中国的技术哲学”。他认为技术应与“天、地、人”重新建立整体联系，实现“器道合一”。

极飞超级农场，广州

今天的关键或许不在技术的速度，而在文化与生态的平衡。当全球的农业都被同一算法、同一系统控制，作物的多样性、地方文化的独特性是否还能存在？

回望过去二十年的创作，从工厂到农场，我始终在追问一个问题：技术是否让人更自由，还是更被束缚？那群在流水线上的年轻工人，他们的乌托邦是离开工厂；而今天的新农人，他们的乌托邦是进入系统。

在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情境中，我看到同样的命题：当世界越来越自动化，人该如何被重新定义？

技术有可能不是敌人，也不是救赎，它是一种新的“自然”，我们必须学习与它共生。我更愿意相信，未来的文明不应是“无人化”的，而是“多生命的”，一个让技术、自然与人类共存的多元未来。

运营编辑：毕然

“城市与我们：故事剧场”年度分享以剧场的结构展开，七幕议题依次铺陈，从建筑与影像到文学与城市规划，再到青年视角与身体表达。

从时间到空间，从现实到想象，这场“年度分享”是一场关于叙事的集体排演。不同学科的创造者以各自的语言讲述城市的故事，也共同回应同一个问题：当城市成为剧场，我们如何在其中生活？

序幕

刘家琨×贾樟柯：城市的两重叙事

第一幕 · 城市与时间

贾樟柯：电影追逐的，是时间流过城市的声音

第二幕 · 叙事与留痕

李敬泽：都是快闪，文学还能留下什么？

第三幕 · 成年的城市，新的剧本

李晓江：城市“成年之后”，会走向哪里？

第四幕 · 青年之声

黑灯：看不见的城市

第五幕 · 电影中的未来城市

戴锦华：好未来？坏未来？

第六幕 · 城市车间

曹斐：从工厂到农场，无人化会是我们的未来吗？

第七幕 · 身体与社会的临时剧场

陶冶：当我们在城市里一起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