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1埃格娜同她的舞蹈搭档、职业舞蹈家齐加1杰勒布在北京798演出“卡夫卡之舞”

带着期待，5月末的一天，我观看了夏洛特与她的搭档齐加·杰勒布（Žiga Jereb）在北京798的演出。当舞台暗下来，一段富有神秘色彩的音乐将我带入遥远的地方，空灵，又暗藏诡异气息的潜流。职业舞蹈家杰勒布以睡姿亮相，缓缓地，似从梦中醒来，又或许是进入了另一重梦境。在他起身摸索与探寻式的肢体语言中，夏洛特以音乐节奏感的方式朗诵着卡夫卡小说的选段。她的声音柔和清冷，完全撤退到卡夫卡的文字背后；渐渐地，朗读声的韵律使她成为场的中心，杰勒布围绕着她，时而靠近，时而远离，时而纠缠，时而独立。一条白色的薄纱成为维系与呈现两人之间能量关系的载体——我们见着它飘逸如风帆地飞舞，也见着它激越地拧旋、拉扯、绷紧在两人之间，时而它又将两人围合包裹，像一对恋人的庇护所。

舞台背景的字幕是蓝底白字，它不仅是布景，也提示着文本阅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层面的意义，构建了另一层氛围。“我既僵直又冰冷，我是一座桥，跨卧在一条深涧上。这边是脚尖，那边是双手，都探伸入地里，松碎的黏土将我牢牢地咬住，我上衣的下摆在我的两肋飘动。在我身下很深的地方，哗哗地流淌着那条盛产鲟鱼的冰冷溪流。”当这段文字被朗诵出来时，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有足够的专注力像在书房中精读那样逐字逐句地理解文本的含义，应接不暇的音乐与舞蹈都不允许我这么做。迅疾掠过脑海的是那些在潺潺流动的音乐声中如河床里闪光的石子般凸现出来的词语，“冰冷”“深涧”“脚尖”“双手”“探伸入地里”“松碎的黏土”“哗哗流淌”“冰冷溪流”……这些闪烁在脑海里的词语随音乐与我的感官、身体发生了互动，我的手脚感受到一种凉意，如置身初秋的深林之中，那座桥静卧着等待的意象让我感到孤独，时空变得苍茫。

再如《在法的门前》这段：“门警给了他一张小板凳，让他在门旁坐下。他在那里坐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这样的情景描绘出一种持续而无法更改的不公正。舞台上，我们看到杰勒布环绕着夏洛特，被她引诱、拒绝和推远，又不断试图靠近她，这一忽近忽远的运动中有种延绵不断的张力。夏洛特告诉我，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在法的门前》从未写到过任何一扇具体的、关闭的门。相反，门是开着的，乡下人如果愿意，就可以无视守门人闯入那扇门，但他没有这样做”。通过舞蹈，这重“门”的意象不再是具象关闭的门，而成为乡下人与看门人之间一成不变的关系张力，通过自由的言语和动作，文学以一种新的方式转换为感官体验。

夏洛特说，他们的每一场演出都有大量即兴的成分，与其他任何一场的表演不同，她与杰勒布会根据每一地、每一场的不同氛围与他们自己的感受来调整一些舞蹈动作。来北京之前，他们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表演，演出地点安排在一个城中心的阁楼上。卡夫卡曾写到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四种说法，这位神为人类背叛了众神，被钉在高加索的一座悬崖上，一只鹰鹫啄食他每日新生的心脏。杰勒布一直是位沉静成熟的职业舞者，然而，或许是巴塞罗那洋溢着的热情唤起了他什么，那天的表演他很动情，一度在高潮时用自己的拳头砸坏了阁楼的一面墙，“他入戏很深，为普罗米修斯所遭受的不公愤愤鸣不平”。

在北京的演出则是另一番情形。夏洛特告诉我，从办理签证到抵达后的演出准备工作和日常出行，一系列程序有时让她感到自己就在卡夫卡式的故事内部穿行。这里的社交礼仪也更喜欢在演出前与演出者寒暄、合影，这都让她略微有一点分心。站在舞台上时，她感到很孤独；在极度专注的状态下，她与杰勒布之间总能找到深深的默契，但这一次，她有时感到自己失去了这种纽带，不得不一个人独自面对观众。这次的演出她朗诵了《希望成为印第安人》里一个“并没有多少意义的段落”：“但愿你成为一名印第安人，这样，你就会乐意骑在奔跑的马上，在空中斜着身子，越来越短促地战栗着驰过颤抖的大地上空，直至你丢开马刺。因为在你扔掉缰绳之前，并没有马刺，因为实际上并没有缰绳，当你刚刚看到眼前的土地是一片割得光光的草原的时候，却早已看不见马脖子和马头了。”这一段很适合用身体的艺术形式来表达。朗诵这一段时，她寻找一种“在平原滑行，然后在某一个时间点起飞”的感觉。即兴表演中，一个词语推动着另一个词语，就在这短短两句话的“跑道”范围内，词语自身节奏形成的推动力就可以实现一次滑翔和“起飞”，它与文本的意义和任何阐释都无关，仅与对语言自身的感受有关。

夏洛特的主业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她的诊所开在维也纳的一个工人阶级街区，那里聚居着来自土耳其、巴尔干半岛的移民。在这里，她与她的心理学同行依然延续着19世纪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传统，接待来自各种背景的需要心理治疗的客户。她告诉我，自卡夫卡时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人类社会仍在快速前进，新的巨大挑战是数字化。“人们失去了集中精神的能力，变得紧张、压抑、疲惫、疏远，而这从卡夫卡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源于工业社会的现代性中。“我一直认为，这就是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违背卡夫卡的意愿出版他作品的原因之一。布罗德曾指出，卡夫卡的文学可以为现代人提供支持。”

纪念卡夫卡逝世一百周年，奥地利大使馆、捷克大使馆和以色列大使馆在798拽马空间共同主办的“重遇卡夫卡”图像展

夏洛特第一次阅读卡夫卡的作品时已46岁。在维也纳剧院旁的一家书店里，她偶遇了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信，这位用德语写作的捷克犹太人作家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来到她的生活里。她向我回忆：“与文学研究者不同，对我来说，卡夫卡的世界完全是一个神经性的世界，对一位心理治疗师来说，这个神经性世界我十分熟悉。”在卡夫卡的焦虑、压抑和恐怖之下，她触碰到他的脆弱与温柔，他是如此容易受到伤害，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的焦虑与恐惧，但即便如此，她仍然感到卡夫卡难以接近，“他像一个隐士，你越想接近他，他越远离你，这种特点使得汗牛充栋的文学理论和研究都难以真正阐释他”。

真正改变她的经历，是在阅读卡夫卡的短篇小说时发生的。“在那本小书的第一页，他写了关于树与雪的一段文字。寒冷的冬日，一棵大树被砍倒了，树干斜躺在地上，那里看上去有一片确定的土地，但接下来的那一句话，这片土地被移走。运动就这样发生了。我的身体突然感受到了某种东西，一种紧张感拽住了我。”这一瞬间触电般的感受引导夏洛特一路追寻卡夫卡，不断阅读下去。有一次，在维也纳的一个小型沙龙上，她受邀背诵了一段卡夫卡的作品，那是她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表演。她的两位好友随着她的背诵开始有了身体的自发运动，他们加入了进来，很快，“卡夫卡之舞”诞生了。与把卡夫卡作为心理学的对象相比，更深刻地打动夏洛特的是他的小说中蕴含着的语言能量，是艺术的那部分——它本身也是心理治疗的一种方式。当一个人在卡夫卡身上看到自己，当他的读者感到自己被完全理解，那些绝望、荒诞、恐怖，抑或极度敏感的神经质与高深莫测的晦暗不明，都成了被照见的孤独，从而成为生活的慰藉。卡夫卡治疗自己的途径也是艺术的，写小说对他来讲是面对自我的必要活动，他离不开写作。他也了解精神分析，但他不想接受这样的治疗。一方面他怀疑它的效果，另一方面他担心这会对他的创造力和灵感产生负面影响。在当时的思想传统中，“忧郁缪斯”不是一种需要消除的心理状态，而是艺术创造力的源泉。

“如果卡夫卡来朗读自己的作品，他的德语与维也纳德语会有不一样，带有捷克德语的味道，夹杂着一些意第绪词汇，口音在德语区显得略微怪异。卡夫卡的肤色是橄榄色，很容易从外表分辨出来；他时常穿着纽扣扣得很紧的衬衫与西装，这是一种防御性的着装信号，不给任何人机会来羞辱他。这种与周围人不同的感觉伴随着卡夫卡的一生。奥地利德语也与德国德语（无论是高地德语还是巴伐利亚州德语）有微妙的不同，作为生活在奥匈帝国的卡夫卡，他的写作语言可以在奥地利德语与德国德语之间选择，而他总是有意地选择了后者，而且总是非常细致、字斟句酌地修改自己的用词。模仿他的口音或许带有一点嘲弄的味道，我想更自然的方式就是用我自己的奥地利德语和我自身的口音来演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