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边我们来讲一讲青铜器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中国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载体，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青铜器作为当时物质文化的基础，体现着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商周兵器主要是车战使用的兵器，车战，战车上有甲士，车后有卒乘，他们使用的兵器主要是戈、矛、戟、弓箭之类的武器。商周时期，一次战争投入一百辆战车就算是规模非常大的战争。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大规模的战争投入的战车往往达到了一千辆。战国以后，车兵衰落，步兵成为军队的主要兵种，骑兵也发展起来。因此，这个时期的战争是步骑联合的运动战、包围战，骑步结合，强弓硬弩，水陆并进，攻城野战，一次大的战争投入的兵力可以达到几十万，时间可以延长到一两年。这与春秋时期一次大的战争一天能立决胜负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些战争形式的变化、战争规模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可以从青铜器找到第一手的证据。像1965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铜壶上就刻有生动的水陆攻战纹图像，这些水陆攻战纹图像既是当时绘画雕刻的艺术珍品，也是战国兼并战争场面的真实写照。

青铜铸币的发展，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变化，更为明显。从空首布到平首布，从大布到小布，从大刀到小刀，从刀布到圜钱，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货币和商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中国青铜器又是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载体。礼乐制度，这是商周宗法封建制度特有的政治制度，礼乐制度的本质是宗法等级，这一点我们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本身可以看得很清楚。上一节我们讲周代的列鼎制度，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青铜礼器的大小、重量、组合都按等级使用，这明显地说明礼乐的核心制度就是等级，列鼎制度就是按等级使用鼎和其他礼器的制度。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常常从出土青铜器的情况，可以判断这个墓葬墓主的身份，墓主的年代，可以判断墓主是否有僭礼的情况等等。

青铜器铭文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最真实的资料。考古资料证明，从商代甲骨文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文字体系基本上还是一个体系，这是其他民族其他文明古国所不能比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古代的好多的事情，既有政治事件，也有经济事件，也有军事事件。商周青铜器铭文可以证实可以补充文献史料记载之不足，也可以纠正文献史料之错愕。因此，商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古代历史价值极高的第一手资料。西周青铜器铭文最长的是现在存在台湾的故宫的毛公鼎，毛公鼎铭文全长499个字。

西周青铜器铭文内容非常丰富，它记载了好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像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铭文记载周武王征商的史实，印证了《尚书》、《逸周书》、《国语》、《史记》等古籍有关武王伐纣在甲子日和岁星当空的记载，解决了中国古代历史纪年上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又比如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记载周武王在克商之后，在天下之中的洛阳营建成周，并以此作为统治全国的中心，这与《尚书》、《逸周书》的记载也非常吻合，为西周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铭文记载了周代封建的主要内容是“赐民赐疆土”，把土地和人民“封”给贵族，让他们去做诸侯或者大夫。这对历史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有些青铜器铭文对于证实历史有特殊的意义。譬如《史记》记载的西周封建的燕国，由于《史记》记载简单、缺略、缺环，以往不少史家对于燕国最早封建在什么地方有怀疑。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大墓出土了很多的青铜器，其中的克盉和克罍记载周王“命克侯于燕”，这就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初年周王封建燕国都城的所在。这些对于西周史研究，对于北京建都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青铜器铭文对于西周的军制、土地交易、人口买卖、刑法，各个方面都有反映，这无疑也是我们研究西周军事、法律、土地制度等等的第一手珍贵的资料。众所周知，在封建宗法制度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是只有使用权，而没有私有权的，是不能交换和买卖的。但是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西周恭王三年的卫盉，就记载了贵族用宝玉和皮衣来交换另一个贵族土地的过程。这说明从西周中期开始，土地国有制实际上已经开始动摇，贵族之间土地可以交换，这是西周宗法封建制度开始衰落的标志。

西周青铜器铭文有很多是周王赏赐贵族的记录，周王对各级贵族的赏赐，包括土田人民，包括车马舆服，从这些赏赐我们可以看出，西周当时的政治体制就是“封建”。而舆服制度，哪一级贵族应该乘什么样的车马，穿什么样的衣服，佩戴什么样的宝玉，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也是古代礼乐制度一个重要的方面。从这些赏赐记录，我们可以更具体、更直观地感受到礼乐制度的等级性。

青铜器铭文也是我们研究文字和语言的第一手资料，商代的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是同时代的文字。商代的青铜器铭文，因为是先用毛笔在模具上写好，再用刀刻的，它和直接用刀刻在甲骨上的甲骨文相比，更能够体现商代的文字作风。因此有不少文字学家探讨更古老的字型，往往更重视商代青铜器铭文。像“元”字，甲骨文写成两横下边一个人字，而金文写成上边一个又圆又大的肥笔，下边一个人字。元字的本意是人头、脑袋。《左传》里边记载，宋国的华元和狄族人打仗，被狄族人杀死，丢了脑袋，“丧其元”。这个“元”明显地像商代金文那样，人的上部有一个又粗又大的头。所以从文字的发展史上看，青铜器时代的铭文正好是汉字发展史上的古文字阶段。研究这个阶段的文字，对研究文字的起源、文字的演变、文字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下边我们再来说一下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价值。青铜器所反映的商周时代的冶炼史、铸造工艺史，古矿井遗址所反映的古代采矿史，不仅体现了我们民族古代的科技水平，对它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直接为我们今天的现实的生产服务。

从铜绿山采矿遗址看，中国古代的采矿技术都是利用露出地表的铜矿石和铜草花为线索来找矿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矿井中都发现了类似现代人采矿用的“淘金斗”，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技术。这种船形木斗装上矿石粉末，在水中淘洗，利用岩石与矿物比重的不同，可以鉴定矿石品位的高低。春秋战国采矿遗址中出现了这样的“淘金斗”，说明当时的矿工在井下是凭借着这个工具来追踪富矿，并指导井巷的掘进方向的，这在当时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发明。另外，春秋战国时期的矿井中已经有了比较安全的支护技术和通风照明设备。说明当时的采矿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技术保障。

按照现代炼铜技术的要求，粗铜中铜的含量应该在92%到95%左右。据检验，两千多年以前，铜绿山冶铜工匠们所炼出的粗铜含量已经到了93.32%，完全符合现代冶铜规定的标准，可见当时的炼铜产品质量和筑炉技术都很高。

据勘测，铜绿山的炼铜炉从炉缸底到炉顶的高度一般都在1.5米左右，并具有一定的炉腹角和炉身角，这样使炉内倾。这是一个相当科学的设计，因为这样的设计在炼铜的时候能够使炉气分布均匀，改善矿石的还原和换热过程，同时也节约燃料，延长炉壁的使用寿命。正因为铜绿山的这个炼炉有这样的优点，我们国家科技工作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这是炼炉发展史上的一个大的进步。

炼铜质量和产量的高低与配矿技术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铜绿山当时的冶炼工艺属于铜氧化矿的还原熔炼，原料主要是孔雀石等氧化型的铜矿石，木炭和铁矿石，木炭的作用是作为燃料和还原剂，而铁矿石主要是作为溶剂使用，工匠们在冶炼过程中加入铁矿石，目的是在于使铁矿石氧化时产生的氧化亚铁马上和二氧化硅结合，降低炉渣内二氧化硅的含量，减少炉渣的粘度，加强渣液的流动性，炉渣便于排放，使冶炼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事实证明，铜绿山的配矿技术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技术，也是两千多年前劳动人民在冶金化学上的重要成就。

有专家测定，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2500多公斤的青铜编钟，微量元素的含量和铜绿山古矿井铜矿石的微量元素相同，很有可能曾侯乙墓出土的那样大型编钟，是用铜绿山生产的铜来铸造的。

我们不少典籍里边记载，都提到春秋时期吴越以铸剑闻名遐迩，这些记载已经得到了考古发现的确证，像湖北、山西、河南等地，发现了一些吴越铸造的有名的铸剑，像吴王光剑、越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这些宝剑精美华丽，出土的时候光亮如新。研究发现，当时铸剑的时候，工匠们在剑的不同部位使用了不同成分的合金，来保证剑的质量。这些宝剑中脊是用低锡或含铅较高的合金，主要提高其韧性，不易折断。而这些剑的两锷部分则用含锡19%左右的铜合金，以提高其韧性，保证其锋利坚硬。像山西原平发现的吴王光剑，宝剑剑身遍布火焰形的花纹。湖北江陵发现的越王勾践剑，剑身遍布菱形的花纹。这些花纹看起来非常明显，但是都是暗花纹，清晰美观，并不突出。这些宝剑用什么办法制作？学术界还有讨论，有人认为是用硫化物腐蚀而成。有人认为这是使用不同的合金镶嵌而成。这些宝剑制作极端精美，虽然在地下埋藏了几千年，出土的时候仍然是寒光粼粼，削铁如泥，让人叹为观止。

中国的青铜器也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很多青铜器既是使用器，也是艺术品。中国的青铜器继承了史前时代的装饰艺术，开启了秦汉艺术的先河，在我们国家的艺术史、美术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

中国青铜器从艺术来讲，大体可以分成三个互相连属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夏商时期，这个时期神权色彩浓厚，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讲究阔大厚重的造型和神秘色彩的饕餮、蘷龙、凤鸟纹组合，尽量地去体现神权的神圣、庄严和威慑力量。从司母戊鼎，从人面兽纹鼎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我们可以体会《礼记》上讲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神权作风，神权政治和神权艺术特点。商人非常重视祭祀，也非常喜欢酗酒。商人以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最能够跟神接触，所以他们都把敬神的酒具做得非常豪华。而这些非常豪华的酒具，又是他们身份和地位的标识。现在展览在博物馆的一些商代有名的酒具，像鸮卣，像鸟尊、象尊、四羊尊、兕觥，这些都是当年商代贵族祭祀和酗酒用的青铜器。从这些青铜器上可以看出商代的艺术作风。

中国青铜器艺术的第二个阶段，是西周中期以后，西周中期以后，礼乐文化的特色加强，西周中期以后的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神权色彩减弱，器型、纹饰趋向典雅、简略。西周中期以后的青铜器纹饰以窃曲纹为主，有时候腹部以下讲究光素。西周中期以后的青铜器铭文普遍加长，传世的或出土的青铜器，以诸侯和王臣之器为最多，其中最著名的像大盂鼎、墙盘都是国之瑰宝，不可多得。

中国青铜器艺术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东周以后，礼崩乐坏，宗法封建制度衰落，青铜艺术从原来祭祀祖神的神器，变成贵族宴飨礼仪的用品。所以这个时候的青铜器的造型，造型和纹饰就转而向人性化、生活化、现实化的方向发展。这个时期的青铜器豪华精美，错金缕银，甚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宴飨、采桑、水陆攻战图像，都成为青铜器装饰的主题。这表现出当时的审美观念、艺术观念已经从神幻世界走向现实。

这个时期的青铜器艺术品也非常之多，像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时期的莲座立鹤方壶，像山西太原出土的青州春秋时期的鸟尊，像湖北随州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尊盘，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错金银兽形辕饰件，这些都是这个时期青铜装饰艺术的杰出代表。

综合以上各方面的情况，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青铜器，中国的青铜文化，实际上是一部中国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对于这一部百科全书，我们应该很好地去学习它，去研究它，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为弘扬传统的民族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

好，有关青铜器的世界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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