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和北京，中国经济尤其是消费方面最重磅的两个城市，同时陷入了减量。9月初的各大论坛上，经济学家都在谈有效需求不足。人们不消费或者减少消费，是收入不足还是预期不稳？

来自居民部门的存款数据扑朔迷离。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今年住户存款增加9.27万亿元，而2023年上半年住户存款增加11.91万亿元，2022年上半年则是10.33万亿元。这样看减量不少，但那时在疫情中，人们无法也无处消费，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存款大幅增加。再向前看，如2018～2021年上半年住户存款分别增加4.26万亿、6.82万亿、8.33万亿、7.45万亿，都远比今年的数字低，这样看很难得出消费者没钱了的结论。考虑到今年房地产市场的萧条景象，人们买房的投入减少了，以及购房者都在提前还贷存款也减少，这一加一减，又会有不一样的判断。

今年上半年，全国商品零售额为20.97万亿元，增长3.2%；餐饮收入为2.62万亿元，增长7.9%。偏偏是北京和上海，这两家超一线城市，消费增长均为负数。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9165.7亿元，同比减少212亿元，增速为-2.3%；而北京，限额以上餐饮企业营收为492.1亿元，利润总额仅为1.8亿元，利润率低至0.37%。这两个一线城市大批企业亏损是可以想见的，反而是三、四线等低线城市在拉动国内消费。

是什么原因导致全国经济规模最大、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北京的市民“节衣缩食”，是人口老龄化、户口准入条件，还是经济基本面？统计显示，上半年北京和上海的GDP均以千亿元的规模增长，同时上海前7个月的财政收入高达5600.2亿元，远在其他城市之上。从人口流向看，北京虽然经历了六连跌，上海2022年也遭遇人口流失，但2023年两座城市人口均增加了，上海流失的人口全填补回来了。相信这两个城市的人口趋势不会在短短的半年内有大的改变，消费下降如果有人口因素，那也不是人口总量因素，而是结构因素。三年困难时期后我国最大规模的“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了，消费偏好自然和工作时不同。

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央行前行长易纲认为，“中国面临内需疲软的问题，尤其是在消费和投资方面”。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总需求进一步减弱的风险，可能是今年三季度到四季度的主导性风险”。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将关注点集中到“有效需求不足”上。

在2024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上，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的演讲刷屏网络。关于中产消费降级，他认为房地产缩水是消费降级的原因之一。因为房地产缩水，财富效应消失了，人们建立在房价预期上的消费习性也就改变了。的确如此，2009年到2018年间，房地产的“异常繁荣”带来了明显的群体财富效应，一线城市的居民获益最多，即便疫情三年全国其他城市开始挤泡沫，一线城市的房价仍是高位坚挺，北京、上海的房价永远涨的幻象支撑着那里居民的自信，对中产阶层的定义也以“房地产市值”为基准。有了身价的自信，消费自然有底气，也有了标尺。

房地产的财富效应消失带来的不仅是高位购房者的财富缩水，更是整个城市价值基准的下移。中国的楼市泡沫与日本当年的楼市泡沫不同，在它的顶点房价被刻意顶托，故而高价位是以平台的状态长久延续，被高位套牢的购房者尤其多。当房价平台跳水，过去七八年间的购房者悉数资产减值，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

当居民部门的有效需求不足传导到企业部门，那些总部位于京沪的大企业也开始裁员增效，以防御经济放缓，两座特大型城市的消费能力变得更为脆弱了。当其时，最重要的是扭转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