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的市集上，游客在挑选瓷器

活着的遗产：青花、粉彩、颜色釉、玲珑瓷

景德镇如今是围绕瓷器的网红城市。城市过去的中心在陶瓷博物馆里能够看到，当下的中心则是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下文简称“陶溪川”）。它是红砖堆砌的，宛如一座“空中岛屿”。陶溪川不但为艺术家、创业者提供创业空间，也有蔓延到周边的陶瓷市集。其间游人如织，人们能在此买到陶器、陶瓷手串、创意瓷雕和各式瓷器。景德镇以陶瓷闻名于世，但现在陶瓷手串一类的旅游伴手礼却可能不产自景德镇。景德镇的四大工艺，青花、粉彩、颜色釉、玲珑瓷，淹没在网红的热闹里。

它们很多散落在街巷深处，乃至山中的工业区里，其中的精品，只摆在网店的“橱窗”供人挑选。如果要在线下找一个最为集中的地点，我去了“陶溪川”西北十余公里外，陶瓷直播商户墨舍的库房。作为抖音平台上陶瓷品类的头部商户之一，那座库房几乎有篮球场大小，摆满景德镇各个品牌的瓷器十万件有余。

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的市集摊位

墨舍的老板墨墨是本地人，“90后”，阳光靓丽，家中世代制瓷，起初自己也做瓷器，因加入直播早，讲解专业，成了抖音平台的头部商户。她如今整日直播、洽谈生意，以至于嗓音沙哑。她每天都要来库房里逐一选品。只需在库房里寥寥一扫，就能看出当下景德镇哪些是最有代表性的器型和工艺。从瓷器种类看，几乎都是盖碗、茶杯一类的茶器。从工艺上看，几乎清一色都是白色胎体、蓝色图案的青花瓷，间有彩色图案的粉彩，通体纯红、纯绿的颜色釉，以及杯体上有镂花透光却不会漏水的玲珑瓷。这样的比例与市场上的份额类似。景德镇的从业者介绍，青花、粉彩、颜色釉、玲珑瓷中，青花瓷占六成以上，粉彩次之，剩下由另外两种瓷器和其他的创意瓷器占据。

“墨舍”的老板墨墨（中）在准备直播

在这四大工艺中，颜色釉主要比拼施釉配方，以色调纯正、富有层次为标准，制作工艺相对简单；玲珑瓷的玲珑眼可以用工具制造，整体风格要与青花相搭配。青花和粉彩工艺的共同特点是精细。这是景德镇当下最为主流、用工最多，也最难以被其他地区取代的独特优势。

精细的表现，是画片像“超清分辨率”的画面。我在仓库里看到的青花瓷，许多白瓷胎像纸一样，上面的青色不像古代的写意风格，而是工笔。比如最流行的缠枝莲纹压手杯，缠枝莲是古代的经典图案。如果看清代的瓷器，描绘枝叶时，能看到一个个釉点，当代的青花图案则是细密的面。

精细这个特点的巅峰，体现在粉彩上。粉彩因色彩柔和似粉质地，颜色丰富、淡雅而得名。粉彩工艺的瓷器，就像是在白底的瓷器上绘制一幅多彩、柔美的画卷。其中最为艳丽、繁复的一种表现题材，就是“万花”——瓷体之上，极目所至，没有留白，只有大小各异、姹紫嫣红的万千花朵，伴着釉色烧制后泛起的玻璃光泽。它在乾隆时有一个专有的名字：“百花不落地”。在拍卖会上，凡是有万花纹饰的瓷器都是竞拍的焦点，动辄四五百万元以上。去年12月，佳士得香港秋季拍卖会，一只乾隆年的粉彩万花锦三足炉就以690万港元成交。

粉彩的艳丽，源于釉上彩工艺的不断改良。所谓釉上彩，就是在已经上好釉并经过高温烧成的瓷器胎面上，再以彩料绘画。粉彩从康熙晚期开始盛行，彩绘瓷器时，先用名叫“玻璃白”的彩料打底，再施以颜料，接着根据需要用湿笔洗染，洗得越多的地方白色就露出越多，反之则深。由此任何颜料，都变成连续的色彩谱系，形成明暗深浅、阴阳向背的层次。

在景德镇品牌“艺林堂”的粉彩车间里，我见到万花被浓缩在一个堪堪盈握的茶杯上。它太珍贵了，我必须用双手捧着观察。茶杯上的万花，精细以针尖计。刘常月是“艺林堂”专为万花填色的画师。她说：“为万花填满色，需要在瓷胎上面画10万笔。”填色最能展现精细，画师自古就以女性居多。刘常月左手握着一个杯子的杯底，把它固定在桌子边缘，右手同时夹着两支笔，不停地转换。台灯的光源下，她戴着耳机，聚精会神地把已经描好线的花朵填上色彩。一个万花杯上面有100多朵花，刘常月要填色7到10天才能完成。

“艺林堂”粉彩车间里，填色师傅在为桃子填色

万花杯的制作工序极为复杂。刘常月为花卉填色前，按照传统工艺，手中的杯子已经进行了五道工序，利坯、修坯的工匠把杯型做好，烧制成洁白的瓷胎，画师在瓷胎上绘制花卉、叶子等图案后，画师在胎体上打“玻璃白”，又烧制了一遍。为花卉填色后，其他填色的画师要再给叶子铺一层底色，增加画面的层次感。然后低温烧制一遍，交给绘画的画师点缀花心、花瓣，名为“结果”。此后，另外的画师给叶子填一部分水颜色，再拿给写落款的画师。底款写毕，最后烧制成型。整个万花杯从利坯到完成，需要两到三个月。这样做下来的一个万花鸡心杯，网上的价格近两万元。

相比传统万花，当下的图案层次更为丰富，难度更大。邓丹是填色组的组长，她记得两年前填七八种颜色，如今增加到10～15种。“万花填色需要看整体效果，颜色越多，对花与花之间前后对比、层次关系，乃至颜色过渡的要求也就越高。最近的产品，用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才试出来。而且填色不仅是表现色彩，还要表现花瓣的走向和花朵每个阶段的生命力。”邓丹说。

如此繁复的工序，需要配套精细的专属工具。填色时推釉料的毛笔，只有一根毛，要熟练使用它，画师的技艺需要十分精湛。这些画师是景德镇独步天下的原因之一。因为成材需要时间和经验：绘制青花和粉彩，看似都与国画相关，但用釉料在瓷胎上绘画，与用墨汁在纸上画完全不同，画师需要熟悉料性，否则画不上去。如果想熟练地在瓷上画，有绘画基础的人要练起码一年，如果没有基础，起码三年才能出师。

刘常月手上功夫的高妙十分直观，看不出她每一下的用笔，仿佛每一笔都是在“原地踏步”，花瓣的神态却又从中慢慢显现出来。她是1989年生人，从初三毕业就学习粉彩填色，如今有20年经验。她从2023年开始为万花填色，上手前有诸多铺垫。“比如粉彩图案中大多数花卉都是牡丹，起初就让她先填一组牡丹的套系，整体很漂亮之后，再开始填万花。”邓丹告诉我，“万花填色的画师岁数在三四十岁之间，工龄都在15到20年之间，正是眼力和笔力的巅峰。”

如此精细的工艺还走上“流水线”，能标准化。“艺林堂”的粉彩车间有画师100多人，是景德镇画师人数最多的车间之一。画师们分工并行，比如制作完万花杯，填色之外的绘画和落款环节，分别在花鸟组、图案组和书法组的房间完成。如果其中涉及人物，还有人物组在他们的房间来完成。而填色组有两个房间，除了刘常月，另有两位画师画万花。为保证每个批次的万花的色彩之间达到一致，她们要接受严格的考核。“正式为一个批次的杯子填色前，画师有三次机会，首先做出三个万花杯，比对每一个细节，如果超过两个达不到一模一样的效果，就会被淘汰。”邓丹介绍，“与此同时，当画师过了40岁就会有老花眼，即使戴着老花镜，为万花填色也看不清楚，就细分成为叶子、树干、山石、背景色等大块区域填色的画师，等眼睛再吃不消，就转到填水颜色，或是做技术顾问。”

“艺林堂”的粉彩车间占据整个厂房的二层，绘画的画师多为男性，填色的画师则几乎都是心细的女性。平时工作的八个小时里，除了讨论画片的质量时的声响，车间弥漫着屏气凝神的宁静，那是与喧嚣的“陶溪川”最大的反差。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里，“无语佛”是最热门的“打卡”对象

绝活儿从哪里来

放眼景德镇，刘常月、邓丹这样三四十岁的手艺人都是中坚力量。他们有确定的师承，就像他们的师父上面也有师父一样。景德镇的制瓷手艺千年不衰，背后是产业链的支撑。

正当年的手艺人，他们的父辈、祖辈或是师父、师祖，与10家国营瓷厂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仅在“艺林堂”里，刘常月的师祖曾是“十大瓷厂”的员工，邓丹的爷爷曾在专门生产正德瓷器的景兴瓷厂工作。“艺林堂”老板余寅的父亲余全明，他的师父来自专门生产粉彩的艺术瓷厂。余全明的父亲曾在东风瓷厂负责窑炉生产，母亲曾在艺术瓷厂工作。这些瓷厂是景德镇从1958年开始，逐步建立的10家国营瓷厂，改革开放前扩充到16家。几乎每个瓷厂都有各自专门负责生产的瓷器。

“十大瓷厂”旧厂址的车间里，工匠在施釉

“十大瓷厂”旧厂址的车间里，女工在检查瓷器

“十大瓷厂”旧厂址里，原先的厂长租下部分厂房，生产销往西藏的日用瓷

“十大瓷厂”旧厂址的车间里，工匠在做仿古瓷

手艺人的传承来自“十大瓷厂”，是因为景德镇自官窑确立以来的家族传承，近代以来难以为继。景德镇被誉为“千年瓷都”，从宋代就以青白瓷闻名海内，在此建立官窑，此后的朝代里，青花、颜色釉、粉彩都在这里发明，形成分工细致的产业链，能够细分到一个画师一辈子只画一只鸟的一个翅膀的程度。但自从御窑在光绪年间解体，加之近代长年战乱，家庭作坊生存艰难。抗日战争前夕，景德镇有窑150座，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只剩76座，大多数都已停烧，瓷器产量由近2亿件锐减到3000万件左右。

82岁的涂金水是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前副所长，他对技艺传承从家族作坊，到国家级研究所、国营瓷厂的转变体会颇深。他的太爷爷在景德镇官窑解体后，从官窑的师父那里习得“浇黄三彩”“珐华彩”的技艺。“浇黄三彩”就是调配、施加黄色釉的手法，黄色此前是只有皇帝才能用的颜色，它的核心秘密在于釉色的配方。这两项技艺一直在他的家族里流传，他的父亲就是这两项技艺的传人，民国时在家里做活儿，接私人订单过活。新中国成立前，他父亲接不到单，就从河里捞鱼去卖。其他的手艺人也是如此，有些做跑堂的，有些拉车，有些摆摊卖菜。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利用景德镇“瓷都”地位，发展现代陶瓷业：轻工业部在景德镇建立了陶瓷研究所，召集了100多位当时景德镇技艺最好的艺人。景德镇的窑口先公私合营成立合作社，又建立国营瓷厂。民国时期的中国陶业学堂，逐步发展为面向全国的景德镇陶瓷学院。在这个现代化体系里，十大瓷厂负责生产。陶瓷研究所地位最高，负责面向生产的研究，十大瓷厂解决不了的生产问题要找研究所，研究所也负责最高端工艺、材料、瓷器的研发。而景德镇陶瓷学院培养陶瓷专业人才，本地的学生毕业后进入瓷厂或陶瓷研究所工作。

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前副所长涂金水

景德镇的老手艺人凭借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在这个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涂金水告诉我，他的父亲被招进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有了一份固定的工资，他的叔叔和表兄也进了雕塑瓷厂。那时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甚至像历史上从事包装环节的工人，也就近进入瓷厂，仍然从事包装的工作。

景德镇的生产力重新组织起来。这种运转模式打破技艺传承的壁垒。“以前画师作画，家里来了外人，就不会再画了。到了研究所后，大家都是为了完成同一项任务，根本不分彼此。”涂金水说。他初中毕业后，考上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前身景德镇陶业学校，后来又被招进陶瓷研究所。在研究所里，他两位师父都是瓷雕大师，对他倾囊相授。涂金水是“浇黄三彩”传人的后代，原本掌握有黄釉的配方。现在，他多学了两种跨门类的技艺。这在从前的景德镇是不可想象的。瓷厂里同样如此，比如每个瓷厂都配备美术研究室，有顶级画师在研究室里设计、生产，而研究室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人掌管，也会带徒弟，由此把技艺从家族传承向整个车间扩散。

涂金水的“古彩”代表作

“配方”曾经是艺人家族的秘籍，后来在国营体系里被共享和传播。1958年中德交换技术，德方要釉料配方，陶瓷研究所负责提供。那时所长向所里的艺人征集配方，许诺交配方的人升一级职称。涂金水的父亲就交了配方，“交配方时，所里还会派人验证，让其他人按提供的配方做三次，三次效果一致就说明是真的。通过这种方式，景德镇当时所有留存的工艺都归拢一起，那时各种配方收集成册，所里人可以查阅，有心人就抄录过。”涂金水说。

经过技艺和生产组织的整合，景德镇进入到一个新时期。资料显示，传统的柴窑在十大瓷厂中实现现代化改造，换成煤窑、气窑。在发展顺利时期，十大瓷厂年均产瓷量达1亿多件，最高的年份年产量达4亿件，为国家创外汇收入5000多万美元。景德镇不但生产面向大众的日用瓷，也延续了历史上生产精品的传统，它是国宴瓷首选制作地。

这种繁荣是被市场经济的洪流冲垮的。1995年国有体制改革，国营瓷厂解体，工人下岗。原来属于轻工业部的陶瓷研究所和景德镇陶瓷学院一起并入新成立的景德镇陶瓷大学后，不再具有全国性的号召力。

景德镇瞬间陷入萧条。它珍贵的手艺和传承，如明珠蒙尘。当时房地产热潮方兴未艾，东南沿海的陶瓷品牌在景德镇疯狂挖人，时任陶瓷研究所的所长就去了马可波罗瓷砖做技术顾问。“艺林堂”的生产厂长邓烨是邓丹的亲弟弟，他记得自己的爷爷是景德镇最先做外贸的人之一，“工人下岗后，他就大量挖人，在景德镇外建厂，生产各式便宜的瓷器。高峰期时有6家工厂，最小的工厂也有200多人”。

“景德镇的人才使得德化、潮州日用瓷迅速崛起，本地的日用瓷生产因为没有资金而衰落。”涂金水记得，那时瓷厂变卖资产给工人，或是向工人出租厂房，“留在景德镇的人，有技术的回归小作坊，没有技术的又去卖菜。”

“艺林堂”生产厂长邓烨向记者讲解瓷器

传统瓷器的两大流派：仿古瓷和大师瓷

如今距离十大瓷厂解体已经过去约30年，在景德镇依然可以寻得十大瓷厂解体后破败的遗迹。在“陶溪川”的西南方向，临着昌江的老城区里，红旗瓷厂、光明瓷厂的遗迹仍在，破旧的厂房上“厂衰我耻”的标语依稀可见。厂房并没有完全荒废，30年来还在发挥功用，它们有些被分隔为多个车间或门脸房，或是生产瓷器的作坊，或是用作瓷器的展示，或是堆放制瓷的杂物。一鲸落万物生，景德镇的精髓通过这些小作坊延续了下来。

景德镇技艺精湛的瓷器自古就受到上流社会的喜爱。改革开放之后，它们依旧在东亚文化圈广受欢迎，尤其是用来收藏的仿古瓷，不论工艺是元青花还是明成化的斗彩，也不论鸡缸杯还是大罐、梅瓶，各种前朝的官窑器物都有市场。

“只要拿着做好的瓷器，往人民广场一放，保准有人来买。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喜欢收藏的老板，都像喜欢国画一样喜欢中国的传统瓷器，认可景德镇的手艺。景德镇的人还到东南亚国家举办瓷器展销会，景德镇的画师很受尊崇，有些画师在海外的名气比在国内都大。”邓烨说。

“艺林堂”用猫的形象做的创意大罐

“艺林堂”代表作万花茶叶罐

“艺林堂”的上一代老板余全明就是这样起家的。他做粉彩的仿古瓷器，最初自己在家做，也没有门路，就在人民广场卖，有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客商来收。后来有了固定客户，东南亚客商就直接找他拿货。20世纪90年代末，他在仿古集散地樊家井已经有一个五层的铺面，一层是店面，二层住人，三至五层制作瓷器。他组织起一个小小的班子，笼络十来个从瓷厂下岗的师父，像如今“艺林堂”一样有初步绘画、填色的分工。他们先在利坯师父的作坊定好坯，拿回来自己画、自己烧。

这样的小作坊模式在景德镇非常普遍。技术进步也降低了小作坊的门槛。国营工厂时期解决了天然气烧窑的技术，气窑的体积小，又能控温，只需要一个天然气罐就可以工作。瓷厂解体前，个人作坊就多起来，画师兼职作画。瓷厂解体后，参与制作仿古瓷，更是当时手艺人必然的选择。墨墨向我介绍，如今景德镇的茶器窑口追溯起来，本地的老板、画师本人，或是他们的上一辈，基本都做过仿古瓷的生意。她的太爷爷给民国时的“青花大王”王步写字，奶奶曾在生产颜色釉的建国瓷厂的青花车间工作，母亲一辈兄弟姊妹三人，分别继承了利坯、画青花、烧釉三道工序。待瓷厂解体，墨墨的父母就在山间搭棚做起自己的作坊，烧坏的瓷器就顺着院墙丢到山坳里。

繁盛的仿古瓷市场为回归作坊的手艺人带来了真金白银。世纪之交时，一个大瓶子动辄数十万元，有些还要上拍卖会。那样的“重器”，利润少则数万元，多则十余万元，摊到一个普通的画师手里，平均一个月也能挣几千元。甚至那时写“落款”的人被公认挣钱最快，一个字能挣50元，一天就能挣两三千元。

在这种氛围下，做瓷器仍是景德镇最挣钱的营生，当地年轻人愿意投身其中，传统的技艺得以传承和发扬。“宝蕴阁”的老板覃淑琴如今49岁，在景德镇以做珐琅彩瓷器知名。她跟前面提到的手艺人不同，不是世家出身。她学艺走的就是典型的吸纳新人的道路。覃淑琴告诉我，小时候她家穷，月初发了工资，月中就要向邻居借钱。为了改变命运，她想做与制瓷相关的工种里收入最高的画师。当时仿古瓷工厂为了扩大规模，招收有美术功底的画工。她14岁时就进了一家台资的工厂，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学徒。“学徒头一年没有工钱，但上手画的作品合格后，就能为工厂挣钱，所以工厂也愿意招。”覃淑琴说。

“宝蕴阁”老板覃淑琴创作的倒坐观音

学艺之路十分辛苦。瓷器的画片资料有限，他人画的废陶片都是“至宝”。即便拜了师父，也还会被师父处处提防。覃淑琴记得，她在工厂里遇到的画师，都是十大瓷厂来兼职的，其中还有日后被评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的陈其松。但像陈其松这样的画师既不画，也不教，只是来检验质量、签单。她主要靠自学，那时讲青花图案的书20块钱一本，她买来照着练习，工厂里的师兄、师姐是艺术生，她画得不对，也帮助纠正她。她学了不到一年，可以靠画青花计价挣钱。而一年后台资工厂倒闭，她就到樊家井给人打工。做了两年多，她觉得青花不够美，又拜师学习粉彩。

“我白天画青花打工，晚上6点和一同学艺的朋友来到师父家，先帮忙带小孩、洗衣服、洗碗，9点左右学技术，跟着师父一起干活儿。”覃淑琴的家像一个古董博物馆，里面五彩斑斓的瓷器和瓷雕都是她的手笔，她的车间有100多人，就在她家的隔壁。她的粉彩技艺在17年前学成，开始单独接活儿，有香港客人把她画的瓷器全包下来，那时她几乎就在景德镇实现了“财富自由”。如今在她的家里，很难想象她当时的艰辛，“那时几乎每天夜里两点从师父家出来，和朋友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学了大半年，刚了解到皮毛，师父怕我们把技术全学走，就说可以出师了，把我们打发走了。我又只能自学，那一年景德镇涨水，水淹到二楼，一周不退，我家在四楼，我仍然在家里拿白瓷罐子练习。”

“宝蕴阁”老板覃淑琴

在覃淑琴单独接活儿的2007年前后，景德镇手艺人的分化越发明朗。一种是像覃淑琴这样学习制瓷的全过程，创办工作室，自己做老板，接仿古瓷的单；一种是固守绘画单一环节的人，仍旧接单，成为工作室老板的雇佣对象；还有一种走职称的道路，评选“工艺美术大师”或“陶瓷艺术大师”，创作具有个人风格的“大师瓷”，服务国内的送礼、收藏市场。

“工艺美术大师”最初在1979年由国务院评选，景德镇只有一位。到2010年前后，国家级、省级、市级大师层出不穷，仅2009年景德镇的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就有46人。当年和覃淑琴一同在工厂做过的师兄、师姐中，就有评上国家级大师和省级大师的人。而围绕“大师瓷”，也出现师父带徒弟，甚至徒弟代师父画，乃至模仿“大师”风格的“产业链”。

大师瓷和仿古瓷，都传承了景德镇的技艺，但都有局限。“大师瓷”鱼龙混杂，有秉承自己艺术水准的人，但有些人创作大写意，一晚上画好多幅，就能挣上万元。作为商品，它的价格也波动随意，家里需要钱时就贱卖。而“仿古瓷”看似有古人做标准，在当时很难不掺杂景德镇手艺人的臆想。“二三十年前，景德镇没有发达的网络，也没有博物馆，找一本书都很艰难，实际上可以参考的实物和照片很少。”邓烨介绍道，“比如官窑器形的传承，主要靠一代代师父留下来的纸样和他们自己的作品，但每一代师父都有自己的理解，所以那时樊家井的瓷器很多似古非古。”

覃淑琴也对此感触颇深。她那时虽然订单接不完，但只考虑成本的问题，不会琢磨提升技艺。直到她在2014年暑假，带孩子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看到宫里货真价实的釉上彩瓷，被深深震撼。“那里展出的是雍正、乾隆时期的瓷器，以乾隆朝的居多，全是在手上把玩的小物件，与景德镇那时做的大件完全不同。但小物件上的线条比我做的大物件精致得多，色彩艳丽却不俗气，颜色的光泽、过渡都很完美，令我对自己做的东西感到惭愧。”

“墨舍”的员工在库房里挑瓷器

而从2014年前后开始，为高端人群服务的“大师瓷”和“仿古瓷”市场都走向萎缩。“2013年后开始整顿官场，‘大师瓷’市场低迷。”墨墨回忆，2011年她大学毕业回到景德镇，摆摊卖家里的仿古瓷瑕疵品，一直摆到2016年。客户主要是抚州帮的经销商，他们给磕破边的瓷板加个框，或者给内壁熏黄的瓷瓶吹一层釉，修一修卖到外地。2014年，发现卖不动了。“市场趋于饱和，‘仿古瓷’都是瓷板、大瓶子之类的大件，藏家的家中摆不下了。”

面向更广泛人群的茶器，继续承载了景德镇的技艺。墨墨在2014年开始尝试自己烧茶器。而覃淑琴沉吟两年后，放弃曾经的团队，也重新自主设计茶器。他们都有共同的倾向，“慕古而不仿古”。

瓷器的新“山头”：茶器

景德镇做茶器的热潮，是逐渐蔓延的。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的茶人到大陆宣扬茶道，把平常喝茶的习惯升格为一种生活方式。2000年前后，各地茶城已经很火爆，茶叶商来景德镇进茶具。景德镇人的观察里，收茶具的与收仿古瓷的不同，是另一波人。

在浪潮中感触颇深的是在景德镇有“当代三大名窑”之称的“九段烧”。“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给日本人做代工时，做的就是茶器。但那时只为接单。做他们要求的器形、画仿明风格的图案，器物怎么用，我们却不知道。”“九段烧”的少掌门段紫微说。“九段烧”的工作室位于景德镇城郊，作画、烧窑都在那里，还有一间展厅，里面有它们历年的产品。段紫微向我展示一个带盖子的水罐，那是他们曾经自己生产，后来到日本考察时，又特意花三万块钱“淘”回来的。买的时候才知道，它是“水指”。日本人喝抹茶时，让水中物质自然沉淀，因此水指要有个盖子，防止落灰。

“九段烧”老板娘余敏漪（左二）和段紫微（左三）在监督开窑

他们对茶器设计里的讲究有认知，是在2008年自主做茶器以后。小熊是段紫薇母亲余敏漪的助理，平时辅助她管理生产。她向我介绍，“九段烧”的创始人段镇民曾是景德镇工艺美术品公司的市场部负责人。1996年建立“九段烧”，为日本客商做代工。

转向茶器意味着对过去的完全推翻。因为茶具在现代与茶的类型和饮用习惯高度相关。日本喝酒或盛荞麦汤汁用的猪口杯，容量大约在180～200毫升，乍看之下与茶杯无异，看似喝什么茶叶都能用，但喝红茶偏大，喝绿茶容量又偏小，还无法像玻璃高杯一样，能看到茶叶在杯子里的状态。“台湾的茶器是用来喝潮汕的乌龙茶，不能涵盖大陆所有的茶，像普洱茶，就需要杯口更大。”小熊说。

小熊记得，段镇民最初依靠专业茶人和客户的建议设计茶型。后来段镇民也让身边人学茶，亲自找设计师。因为虽然景德镇有仿古瓷的历史，古代茶具很多，景德镇的老板也很早就接触日本、中国台湾的客商，但不论中国古代，还是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茶具，都不完全契合大陆当下的饮茶习惯。“像宋代是茶饼，点茶需要的器具与冲泡茶叶完全不同。即便是盖碗，清代时主要是用来喝茶的，如今则主要是泡茶器，拿在手里泡茶时，盖碗大小趁不趁手、盖子烫不烫手、出水顺利不顺利，都要重新考虑。”小熊说。

“九段烧”的画师

段紫微和小熊向我展示他们当年自主钻研的成果，其中有一个是圆肚形的盖碗，相比于当时市面上普遍的马蹄形，段镇民考虑的是，热水注入盖碗后茶叶要翻滚，马蹄形的直角边不如圆形效果好。

除了器型的设计，景德镇的私人作坊也开始考虑树立自己的品牌。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把瓷器下面诸如“大清乾隆年制”之类的落款，改署自己品牌的款，也就是“窑”或“堂”。那意味着制瓷不再是为了像一件古物，而是确立自己的特点。

“九段烧”青花山水天字罐

“九段烧”青花山水笔筒

“九段烧”是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名号的。当年新华社记者章武偶然询问日本客商段镇民的瓷器质量有几段，日本客商回答“九段”，由此有了这个名。但是，面对新兴的茶器市场，仅仅质量过硬不能把“九段烧”的名号立住。段镇民还得寻找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定位。他把景德镇陶瓷茶器市场上能见到的所有陶瓷茶器都买来放在桌子上，发现要最直观地展现茶汤的颜色，就要用白釉，以往青花瓷发青的釉不合适。而且“三大名窑”的另两位“小雅”和“春风祥玉”，已经有了自己的特色，它们的图案是仿古的风格，涉及传统的图案和花鸟、山水的题材，唯独没有优质的青花人物。段镇民于是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创造高白皮、高白釉的青花人物。

“九段烧”现在的茶器上，人物灵动鲜活，神采飞扬，拿在手上把玩，犹如欣赏一幅工笔画。这样的创意，实际是将曾经最高端的手艺，用在日用瓷上。虽说是“日用瓷”，做出精品要涉及施釉、画图等核心实力。

从釉料上来看，窑口往往需要重新琢磨釉料配方。段紫微告诉我，传统青花瓷烧制时，所配的青釉容易流，如果描绘人脸的线条很细，烧制时会糊掉，所以青花人物的题材在古代是最下等，即使博物馆里展出的青花人物，脸上的五官也不会很细腻。尤其是展现小孩脸的婴戏图，不仅“千人一面”，而且把孩童画得像老人。为此他们首先改良了配方，令泥和釉变得像纸一样洁白，不再影响青花的发色。“此后每一批的泥料和釉料，为达到相同效果，也都要微调成分。”

“九段烧”著名的婴戏主题瓷器

绘画能力则更为重要。一方面是画工，因为器形有时也需要为能展示更多的画面而妥协；另一方面是新意，经验最丰富的画师也不能实现创新的想法。邓烨把画师分出六个层级：“p1是刚出师的小孩；p2是工作三年、基本功完备、能够完成七八成构图的画师；p3是能独立完成构图的画师；p4是有一定个人风格的设计师；p5是像粉彩的单一领域内有创新的设计师；p6是像王步那样，在整个景德镇全部领域都有影响力的大师，当下很难说有这样的人。”

段镇民当时重金把景德镇画青花人物最知名的画师都请来，画传统主题“十八罗汉”，画师能用工笔细腻地描摹人物表情，线条都是用勾线笔尖尖的那一根毛画出来的。而段紫微记得，“那些画师都是画仿古出身，当时除了提前向他们讲一些西方美术的空间关系，透视之类的技法，就是不断强调‘不要仿古的味道’。”

“十八罗汉”杯一经上市，就大受欢迎。此后段镇民又根据自己外孙女的形象，改良“婴戏图”，创造大头娃娃婴戏的风格，一举奠定“九段烧”在茶器圈的地位。青花重工线描人物的茶器，成为“九段烧”的名片。对于景德镇其他“窑口”，不同的定位也是如此形成的。譬如，覃淑琴“宝蕴阁”瞄准高端的珐琅彩。墨墨当时更为贴近市场，为迎合痴迷官窑器的茶人，她把自家的窑口设定为仿古风格的柴窑。

与顶级的距离

“开窑就像考试一样，画师就怕手机响。如果有问题，一个电话就把画师‘拎’过来，当面指出问题，小问题要批评，大问题就要扣一部分工钱。”当我见到“九段烧”在春节前的最后一次开窑，小熊向我表示开窑在画师心中的重要性。气窑像一个巨大的烤箱，没有复杂的仪式，只是将叠着烧的瓷器拉出来。而“九段烧”老板娘余敏漪和段紫微、小熊捧着尚有余温的瓷器热烈地讨论。他们的要求极为严格，工作室的十余位画师作画时，时不时过去监督。

但很多问题只有开窑后，才能最后呈现。“关键的问题是釉料的深浅。因为线条既要细，又要表现出层次关系，画的时候有时看不出是涂上了料，还是只是把油料的油铺了过去。而烧成后，没有铺上料的图案会非常浅，甚至断掉。”在我见证开窑的那一天，就出现一次这样的情况，小熊把画师叫来当面指正。她告诉我，两年前他们就曾因为这个问题，搭进去20多万元。

市场对画面的要求越来越高。经历过直播带货的洗礼，“窑口”间能看到彼此的作品，没有秘密可言。买家能七天无理由退货，可以拿回去比较，从而对瓷器的质量、审美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原来春、夏、秋、冬的婴戏主题可以画一年，现在也就画两版。以前一个杯子上画一个人也卖得出去，现在都不好意思拿出手。”小熊说，“如果只画一个人，就要配上风景，风景还要有层次，还不能抢人物的光。直播间有时也会直接向他们反馈，希望做特定的式样。”

“艺林堂”经典的哆啦A梦主题茶杯

景德镇的茶器，根据工艺、设计的成本和品牌价值，形成错综复杂的价格层级。总体而言，从工艺成本的上限来看，粉彩贵于青花和玲珑瓷，单色釉最便宜。但因为各个工艺标准不一，“窑口”的质量参差不齐，工艺之间没有分明的价格区间。墨墨告诉我，她家的作品价格在99元至1000元之间，属于入门级玩家的水准。与此相比，“九段烧”因画师不同，分出两个系列，入门款杯子两三千元，也有上万元的杯子，乃至五六万元的罐子。

景德镇承载着中国传统的瓷器文化和技艺，自然会想往奢侈品的方向发展，恢复往日的荣光。这是景德镇现在面临的课题。奢侈品也有工业线和更高端的手工线之分。作坊里的标准化使得景德镇的瓷器目前无法与欧洲、日本陶瓷工厂的产品相比，产量和质量不是一个量级。资料显示，日本的知名陶瓷品牌则武的工业产线，年产量达数十万件。章武如今是陶溪书馆创始人，已经在景德镇生活二十余年，曾深度参与十大瓷厂的改造。他告诉我：“此前爱马仕曾来景德镇找代工，最终因为达不到标准而作罢。”

景德镇越是“精工”的瓷艺，越只能往高端走。段紫薇给我算了一笔账，虽然青花比粉彩工序简单，但作为青花重工的代表，“九段烧”一年能烧2000件作品，每次分配给各渠道的经销商就几件。她说：“一方面，画师画不过来。入门款的杯子，一个画师负责一个瓷器的整个画面，一天最多画三四个，一年的极限也就画一两百个。老师傅做的限量款茶器，一般画20个画面就会疲倦，疲倦会导致画面变形，所以，极限是30个。”

除了人力方面的限制，画新图也非常费劲。这也导致“精工”瓷艺产量不高。段紫微说：“为保证每个批次的图案大差不差，画师在泥坯上画之前，都要先拍图，就是先把图案画在纸上，然后一点点把图案扎出来，再拍到泥坯上，起到定位的作用。复杂的图案，光扎图案就要三天。”

不过，工越重、越精细，并不意味着效果就越好。章武去年曾特意到日本考察手工业，他发现精细的工艺，景德镇冠绝全球，远超日本。但回顾“九段烧”的人物系列，最初“十八罗汉”杯的成功，有一大原因是审美。“十八罗汉”的形象来自连环画，那些形象既符合从小看连环画的中老年人的审美偏好，也来自顶级的画家，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此后，“九段烧”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人物系列，也遵循同样的路数。但这个思路很容易被学去，甚至婴戏的创新形象，也已在景德镇“通用”。“可以对比的是，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民艺运动下，其中的代表人物滨田庄司来到制陶的传统聚集地益子町，在那里亲自制陶，又吸引大量艺术家前来，最终确立了日本陶艺当下的审美风格。”

创意和审美也提高到冠绝全球的水平，在目前的景德镇不容易。专业的平面设计师需要学习瓷器的“语言”，一个是料性，一个是瓷器的弧面。“大部分平面设计的图案直接用在瓷器上都没法看，要在对传统瓷器和国画有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再做创新。”小熊坦言，即使自己出身制瓷之家，从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对传统图案司空见惯，也能适应大学里教的现代艺术，却花了三年才慢慢理解“九段烧”的风格。

段镇民也曾经尝试过寻求景德镇之外的智力资源，2010年前后，他在各地的美院招生招了20多人，现在只留下一位。甚至培养画师都变难了，画师最后都有眼睛、颈椎、后背的职业病，其实很辛苦。“而且徒弟要三年才能出师，还有学不成的风险，孩子家长不愿担风险。有些作坊要收学费，我们只收押金，出师后在我们这里干三年，逐步把押金退回，即使如此，也很难招到人。”小熊说。

“艺林堂”两代老板，父余全明（右），子余寅

余寅延续了段镇民的尝试，但他的做法是把“艺林堂”的设计和创意部门放在上海。“90后”的他，低调的潮人装扮，一身中式的黑色外套，挽起一截粉红色的袖口。他本也是从上海回景德镇创业的。十几年前，他作为“小雅”的全国总代理，在上海开了一间陶瓷专卖店，常到静安寺后面的德国梅森专卖店逛。他赞赏梅森享誉全球的知名度、300多年的技艺传承和工业化的高标准，却无法接受手工的限量款的工艺远不如景德镇的水平，而价格少则三五万元，多则数十万元。“艺林堂”如今风生水起，但价格也不过是它们的五分之一。他来自制瓷世家，受了刺激，立志建一个像梅森那样的品牌。

余寅从父亲余全明那里接收了三名经验丰富的粉彩画师，打算做“最美粉彩”。那时他还没有资历招设计师，但有美术设计部门，自己暂时担任总监。从2015年开始，他招设计学院的毕业生，2023年以后，他也像段镇民一样，每年春秋两季，到各大美院招聘。

“设计师也需要磨合，由于粉彩的工艺繁复，磨合一年都不够。但图案的好坏既与器物的材质相关，也与社会的整体审美相关。人们都推崇雍正粉彩的淡雅，但当我反思那时候为什么会淡雅，猛然发现，那是因为清初流行的就是永寿瓶、没骨的画法，乃至清初四僧的生活方式。”余寅说。

余寅做的也是茶具，但他想的是把工艺融合进生活，提炼出一种雅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由此脱胎出远不同于古代审美的系列，瓷具的种类也能丰富起来。余寅有很多属于“90后”的想法，他甚至与茶师、咖啡师共创，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

在经济下行，瓷器市场也萎缩的背景下，更为现代和年轻的尝试变得越发重要。余寅调研后发现，2024年相比前一年，瓷器市场萎缩40%。而他同时发现，他们的大部分用户在31岁到41岁之间。这些“80后”“90后”，是消费力最强，却又最“牛马”的一群人，他们闲暇时间少，空闲时不愿社交。于是，他们在设计“孤独茶人”的系列，盖碗更小，公道杯可以淘汰掉，茶杯更大，出完汤，自己一个人喝。“虽然‘艺林堂’的价格，注定消费群体是少数，”余寅坚信，“但就像是法拉利，不是人人都买得起，却能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