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的时候最不喜欢语文，语文课里最头疼的是背诵，背诵里最让我发怵的就是鲁迅的文章。他的文章虽不像诗词古文般晦涩难懂，需要打起精神才能记住，可也不像今天的白话文简单易明，朗朗上口。很容易让你以为背下来了，却总错误不断，考试的时候七扣八扣，分数也就没了。而且文章的内容大都是节选的，没头没尾，总让我感觉无趣。

鲁迅的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有一个叫闰土的少年，戴着个银项圈，手里拿着把钢叉抓那个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的猹，仅此而已。至于《一件小事》 《故乡》 《社戏》 《记念刘和珍君》 《为了忘却的记念》 《药》 《祝福》 《“友邦惊诧”论》 《藤野先生》等文章，要么是选修的，自己根本就不会去主动学习，要么干脆就忘了。语文老师让我们理解鲁迅先生的高度，我没有一丝一毫的体会。最大的愿望的就是，语文课本里面能把鲁迅的文章删掉，这个愿望，到我毕业了都没有实现。     

后来闲暇之余，尽管也把他的《呐喊》 《彷徨》看完了，可我依然不喜欢鲁迅，只是把这些文学作品当作小说来看，看的时候，眼前的场景总是阴暗和泥泞的，就如同看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缺乏读下去的勇气。前几年风闻，在语文课本里面，要删减鲁迅的文章了，不知是否确有其事。     

有的时候，心里有些想法，可又不知道从何谈起。说吧，担心不符合主旋律，立场不正确。不说吧，看着一些人指鹿为马，大放卫星，又不想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不自然的竟想起了鲁迅的《立论》中讲述的情节：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     

鲁迅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深刻地洞察了中国的社会，短短不到两百字，竟把国人的特点刻画得维妙维肖，即便随着他那个时代的过去，可他的文学作品现在读来却依然回味无穷。     

可是在你因说真话而挨打或者说“哈哈”的同时，更多的人却不在乎说谎，他们更看重的是那个“好报”。毕竟，现实比理想更可靠，更有诱惑力。     

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升斗小民，其实不过是鲁迅笔下的“阿Q”罢了，过好自己的日子，偶尔摸一摸“小尼姑的头”就行了，不要期望太多，因为在“赵老太爷”看来，我们是不配“姓赵的”，一个连姓“赵”都不配的人，怎么可以做和他们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在做的一样的事情呢？你没有权利做他们正在做的事，甚至连他们正在做的事说都不能说。可总有些“阿Q"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也希望能有一番符合新时代的作为，可如果你要真是这么做了，就会落下如“阿Q”一样的下场：     

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但这却还不算大恐怖，因为未庄人本来少上城，即使偶有想进城的，也就立刻变了计，碰不着这危险。阿Ｑ本也想进城去寻他的老朋友，一得这消息，也只得作罢了。          

但未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几天之后，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早经说过，最先自然是茂才公，其次便是赵司晨和赵白眼，后来是阿Ｑ。倘在夏天，大家将辫子盘在头顶上或者打一个结，本不算什么稀奇事，但现在是暮秋，所以这"秋行夏令"的情形，在盘辫家不能不说是万分的英断，而在未庄也不能说无关于改革了。          

赵司晨脑后空荡荡的走来，看见的人大嚷说，          "豁，革命党来了！"          

阿Ｑ听到了很羡慕。他虽然早知道秀才盘辫的大新闻，但总没有想到自己可以照样做，现在看见赵司晨也如此，才有了学样的意思，定下实行的决心。他用一支竹筷将辫子盘在头顶上，迟疑多时，这才放胆的走去。

......（省略）          

阿Ｑ正在不平，又时时刻刻感着冷落，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他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          

钱府的大门正开着，阿Ｑ便怯怯的□【音"壁"，字形上"辟"下"足"；瘸行之意】进去。他一到里面，很吃了惊，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Ｑ曾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          

阿Ｑ轻轻的走近了，站在赵白眼的背后，心里想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叫他假洋鬼子固然是不行的了，洋人也不妥，革命党也不妥，或者就应该叫洋先生了罢。          

洋先生却没有见他，因为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Ｎｏ！——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唔，……这个……"阿Ｑ候他略停，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又并不叫他洋先生。          

听着说话的四个人都吃惊的回顾他。洋先生也才看见：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投……"          "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滚出去，你还不听么！"......（省略）          

土谷祠里更漆黑；他关好大门，摸进自己的屋子里。他躺了好一会，这才定了神，而且发出关于自己的思想来：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并不来打招呼，搬了许多好东西，又没有自己的份，——这全是假洋鬼子可恶，不准我造反，否则，这次何至于没有我的份呢？阿Ｑ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鲁迅先生的《立论》，写于1925年7月8日，在同月22日，鲁迅先生又写了一篇文章叫《论睁了眼看》 ，内容如下：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视”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费话，就有“不合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呸！　　

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有“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都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未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来有人以为新诗人的做诗发表，是在出风头，引异性；且迁怒于报章杂志之滥登。殊不知即使无报，墙壁实“古已有之”，早做过发表机关了；据《封神演义》，纣王已曾在女娲庙壁上题诗，那起源实在非常之早。报章可以不取白话，或排斥小诗，墙壁却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还有破磁可划，粉笔可书，真是穷于应付。做诗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却要随时发表，虽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难以杜绝的罢。）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怀疑了，他们作墓志，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蘸纸火盆，妄希福佑，是见于《元典章》的；剧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于一同自杀的；后来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碱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著。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今天的我们有幸，有了鲁迅先生开路，把至今仍令我们困惑的问题早已经阐明了，不用我们再费心劳神地去遣词酌句，就可以通过他的话来表达我们的想法，同时安心躲在后面不用担心自己站错立场。民国的鲁迅先生也有幸，生活在那个年代，如他这般的大家学者可以被人尊敬，过着体面的生活，发表了自己的作品并得以流传。     

虽然今天的在教科书中，鲁迅先生文章所占的比例正在减少，内容也以一些无关痛痒的杂文居多，毕竟还可以继续被孩子们学习，而我上学时候所希望的，教材中不再有他的文章的愿望，希望再也不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