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以两部小说为例，法国作家加斯通·勒鲁的《黄色房间的秘密》和西班牙作家马努艾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的《中央委员会谋杀案》，试图说明“密室谋杀案”小说模式的大有可为

便需要对伊斯兰细密画的历史有所了解。

故事的背景是在1591年的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已过最鼎盛时期，开始受到西欧新兴势力的挑战

显然，帕慕克并没有放弃严肃写作的道德感。无论是《我的名字叫红》中的谋杀故事，还是《黑书》中男主人公对被枪杀街头的妻子的寻找过程，都具有强烈的隐喻意味。其中缘由，“因为在我的国家，寓言往往代替了哲学。但比起理论来，人们更相信故事”。

帕慕克以两部小说为例，法国作家加斯通·勒鲁的《黄色房间的秘密》和西班牙作家马努艾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的《中央委员会谋杀案》，试图说明“密室谋杀案”小说模式的大有可为。在第二部小说中，作为变种的“密室谋杀案”所讲的故事是，在一间上锁的某个政党的会议室中，灯光熄灭后，总书记被人杀死，审问的结果却是，每个人都有罪，都对中央政府负有责任。帕慕克想借此说明的是，“当我们缺乏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历史的最基本的法则时，为什么我们只能通过讽喻来与历史联系”。

事实好像并不如此简单。帕慕克不但了解侦探小说在土耳其的发展状况，还对历史上奥斯曼政府对无名杀手案件的关注颇为赞赏。切廷·阿尔坦是帕慕克年轻时非常喜欢的一位专栏作家，他曾在一篇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文章中分析，侦探小说在土耳其的发展，之所以远未达到英国、美国和法国如此高的程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土耳其这样一个农村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谋杀毫无智慧可言，社会没有给予作家足够的生活经验。帕慕克对这一逻辑粗糙的推论并不信服。他指出世界范围内一些以乡村谋杀案为素材的侦探小说的成功案例，不认同阿尔坦的观点：“每个人都知道某人是被谁，又是因为什么被杀死的。”他注意到，早在400年前，伊斯兰教大臣艾布苏尤德大人对

写作所建立的第二世界，对帕慕克来说，很长时间都是一个对现实世界的逃避之所。在讨论了屠格涅夫由对农奴制的厌恶发展到对俄罗斯的拒斥之后，他回忆道：“尽管如此，很多时候我还是会想，对我来说最好的做法也许就是留在土耳其，把自己锁在屋内，借着小说创作的模糊构思，徜徉在想象之中。事实上，从1975年到1982年，当谋杀、政治暴力、白色恐怖、酷刑拷打以及束缚大行其道时，我正是这么做的。”

一个最富想象力的小说家，他的最大美德就在于他能像孩子一样忘记这个世界，充满喜悦地生活其中，无拘无束，并与这已知世界的各种规则周旋。

帕慕克有关自己学画经历的一段描述，也许最好地说明了他对于风格，对于模仿与创造，对于东方与西方的最终看法。在他看来，模仿是必要的，无论对于西方技巧还是东方传统，不可替代的是他所一直生活的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对他的影响。

尽管，风格是这部小说的重要议题，但帕慕克对此并无明确倾向。伊斯兰细密画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但一代代画师为了画出安拉眼中的世界，不惜熬瞎双眼，同样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