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1793年夏末的一个清晨，在承德，英国公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身着礼服，头戴插满鸵鸟毛的礼帽，在乾隆皇帝面前单膝下跪，将双手举于头上，捧着一个镶满钻石的金盒，里面装着英王乔治三世给乾隆的信。乾隆会讲蒙古语、藏语和维吾尔语，此前接见其他地区来的贡使时，都可以与使者自如问答，然而此时，他却发现自己需要一位翻译。

马戛尔尼年轻时曾游遍欧洲，此时行单膝跪礼的他说着意大利语。而他的话由一位跪在他身后的年轻人当场转译为中文。这位年轻人身着英国制服、头戴宫廷假发，一开始清廷的官员不确定他是哪国人。他叫李自标，出生在甘肃武威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他在12岁时前往那不勒斯，花了20年时间受训成为一位天主教神父。虽然李自标的中文水平一般，并未达到清朝宫廷的语言水平，但他在翻译马戛尔尼的话时依然努力字斟句酌，保持对皇帝的最大敬意。当他为马戛尔尼翻译乾隆所说的话时，又转换为非常优雅而正式的意大利语。乾隆帝在听完使节团的陈述后，提出了几个问题，便赏赐给马戛尔尼一把玉如意。

在严肃正式的见面结束后，和珅专门设计了一个讨乾隆欢心的小环节。和珅此前便与使团成员有过交涉，当乾隆问及是否有能说中文的英国人时，和珅便唤使团秘书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2岁的儿子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上前。尽管小斯当东从小学习拉丁语和中文，但性格十分腼腆，紧张得半天说不出话。当乾隆饶有兴致地掏出了一个黄绸荷包赐给他时，他最终用中文说出了感谢之词。这次随使团访华对小斯当东一生的影响很大，后来他年纪轻轻就赴广州东印度公司任职业译员，等再回到英国，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本直接从汉语翻译成英语的书——《大清律例》，对英国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最终他成为了一名国会议员，并在鸦片战争的开战决定中发挥了作用。

1793年发生的这一幕堪称最经典的中国历史时刻之一。通常史学界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在追溯这一开端的导火索时，会把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当作重要事件。这是西欧国家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当时英国政府命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携带天文、地理仪器、图书、毯毡、军用品等礼物，前往中国以贺乾隆帝八十大寿的名义，向清政府提出开放更多贸易口岸、在北京设立使馆、放宽对英国商人的贸易限制、出让领土作为英商的居留地、允许英人传教等要求。

中外历史学界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非常多，以往学者们主要关注马戛尔尼是否按照礼仪对乾隆三跪九叩、乾隆对英国“先进”礼物的不屑一顾、清廷对英国的要求全盘拒绝。人们认为，正是乾隆“傲慢无知”的“天朝”心态，在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外交商贸等要求后，错失主动近代化的机会，最终导致了半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从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研究开始，人们认为其中最主要的证据就是《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它证明了清朝对西方的无知：乾隆以为乔治三世在朝贡，对英国礼物的贬低被认为是对西方科学的拒绝，朝贡与叩头是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律例，与新兴欧洲国家的平等外交完全相反。

近年随着西方学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包括芝加哥大学国际历史学教授何伟亚（James Hevia）在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辩证地看待乾隆敕书。牛津大学中国史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曾发表过一篇论文专门研究乾隆敕书的翻译、编纂、引用和流传，她表示西方学者引用的敕书是被删减过的，其中应该还有对马戛尔尼英国使团领土、驻军、财政要求的拒绝，以及紧随其后的沿海军事行动部署谕旨，乾隆将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视作军事威胁。删减的乾隆敕书，是20世纪20年代辛亥革命爆发后民国学者出于解释清朝灭亡合理性的考虑，对清史档案《掌故丛编》选编的结果。

沈艾娣新近出版的《翻译的危险：清朝与大英帝国两位翻译家的非凡人生》更是另辟蹊径，将研究重点对准当年马戛尔尼使团中的两位翻译——李自标和小斯当东，通过梳理两人的身世和命运，来展现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历史叙述。

她认为，历史事件中翻译人员往往默默无闻，实际上却在谈判中起到核心作用，尤其在19世纪前，因为在跨文化生活并不广泛的时代，译者需要将一种文化解释给另一种文化，就需要长期沉浸在外国文化之中。沈艾娣在梳理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身世时，将他们命名为18世纪的“跨文化中介者”，两人都是年少时就出国生活了，正是因为处于跨文化的环境，两人的童年都处于相当孤立的状态，但也因此交到了很多外国朋友。李自标小时候住在那不勒斯天主教神学院期间，其他中国学生都比他年纪大好多，他最好的童年挚友是那不勒斯一位意大利公爵的儿子波吉亚；而小斯当东青年时期被派往东印度公司的广州代理处，因为阶层的差异，与广东码头的英国人格格不入，被孤立，没有英国朋友，那时他最好的朋友是两个中国买办吴亚成和李耀。这样的经历影响了他们日后看待世界的方式。

翻译作为文化中介者

对李自标和小斯当东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中的经历进行梳理，沈艾娣认为可以更好地理解中英双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窥两国在18世纪是如何交流的。对历史学者来说，研究口译是非常困难的，在录音设备诞生之前的年代，口译内容转瞬即逝，无法保留，只能根据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笔译资料去猜测他们的口译，尤其对于李自标来说，只有很少的资料存世。到目前为止，历史学家认为，李自标在口译时并不做笔记，并且很明显他无法记住马戛尔尼说的所有内容，因此在听马戛尔尼发言时，他就需要对翻译内容做出即时的剪裁。他在向乾隆转达马戛尔尼所说的话时，还需要选择合适、得体的腔调和举止。同样的，乾隆和清廷官员所说的内容，也要经过李自标的取舍，最终传达到马戛尔尼耳中，因此相当微妙。沈艾娣从李自标翻译新任两广总督觉罗长麟念的上谕中发现，他将中文里“贡使”的“贡”，翻译成了拉丁语的“礼物”，将中文“悦服恭顺”翻译成“满足平和”。他避开了中文里潜在的贬义，而选择了褒义的译法。

好的口译员从来不仅仅是熟练掌握两种语言那么简单。李自标与其同时代的口译员们，很多情况下往往还扮演着谈判协调者的工作。外交事务中翻译的角色更加重要，即便是现在，很多领导人在出席外交活动时都有自己的私人翻译，高规格的外交谈判也会聘用最高等级的翻译。

对于李自标来说，为马戛尔尼使团做口译，不仅需要在精神上“周旋”于中英之间，甚至在物理层面也要真的“游走”于两方之间，因为很多情况下，中英双方代表并非同处一室。这既给予译者极大的权力，也令他们陷入危险，这就是沈艾娣新书标题“翻译的危险”的由来。

她想在书中告诉我们，这些翻译即便有不可替代的语言能力，但因长期接触外国文化，也造成了深远的信任危机，让自己陷于危险之中。具体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中英双方都不信任广东通商口岸的商人。马戛尔尼选择李自标作为使团翻译，就是为了避开东印度公司的利益触角。同样，在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谈判者同意使用英方提供的翻译人员，而非去找广东的中国买办当翻译。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结束后，随着乾隆去世，嘉庆继位，严重的财政危机使得清政府挣扎于维持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而无暇投资军事领域。1808年英国占领澳门后，中英关系恶化，清政府转而全面收紧对外接触。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对李自标和小斯当东这样的跨文化中介者产生了严重怀疑，称他们为“奸民勾串”，熟知西洋本身成为“原罪”。嘉庆开始镇压在中国的天主教势力，小斯当东的中国密友李耀被流放到新疆，在广州东印度公司工作的小斯当东也被逐回英国，天主教神父李自标躲藏在山西赵家岭村度过晚年。服侍了清廷两个世纪的耶稣会教士被驱逐殆尽。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上奏道光帝称，英国士兵缠得过紧的双足难以屈伸，在陆上无法发挥战斗力，因此对英战争赢面很大，通常历史学界认为这代表了清政府对欧洲的无知。沈艾娣认为，正是清政府对翻译等文化中介者的压迫，导致他们错过了了解西方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导致鸦片战争的最终爆发。

回到英国的小斯当东面对着同样的困境，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夷”的翻译。清廷当时称呼英国人所用的“夷”字，无论是李自标还是小斯当东，都将其翻译成“外国人”，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鸦片战争前夕的英国，“夷”被翻译成“野蛮人”，这一解读在当时的英国议会广为流传。从政的小斯当东在议会上疾呼，认为这么翻译是道德上的错误，是在“加大我们与清朝的裂痕”，但于事无补，大局已定。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一代代历史学者都在研究，但依然留下很多疑问：马戛尔尼的日记里有很多抱怨，他不理解清朝官员的很多行为和态度，清廷到底对欧洲的近代化有多了解？乾隆自己对欧洲的近代化有多了解？沈艾娣认为研究口译员的价值，在于研究历史中的那些非正式会面和口语对话，以此来提醒我们还有很多未知的历史细节。因为作为关键的翻译，知晓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权力。

在这本新书中，沈艾娣根据清政府、欧洲天主教会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三方资料，描绘出了一个李自标和小斯当东所处的世界。从康熙开始，耶稣会传教士体系逐步在清朝建立，康熙则充分利用了教士掌握西方数学知识这一特点。根据贸易史料记载，当时在广东港口每天有上百名中国人进出外国人的仓库，英国商人带着中国同事下馆子，清朝精英阶层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在美国有投资。

沈艾娣进一步发问，她不认为当时的中国对欧洲是完全的无知。19世纪初，到底中国对欧洲了解多少？又是为什么这些对欧洲的了解没有传递到当时的顶层决策者那里？这些问题也许无法立刻获得答案，但依然值得深思。本刊为此采访了沈艾娣教授，与她谈了谈这本新书的研究角度，翻译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以及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对鸦片战争乃至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发掘重要历史中的“隐形人”

——专访牛津大学中国史教授沈艾娣

三联生活周刊：学界关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的研究非常多，这段历史在你整个研究工作中所占比重大吗？以往学者们主要关注叩头礼仪引发的争执、清廷对英国要求全盘拒绝，认为正是因为乾隆对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傲慢无知”，导致半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爆发。你是如何从中找到马戛尔尼使团两名翻译这一研究角度的？

沈艾娣：这本书写的是关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中的译员，但我不认为那次使团访华事件是中英关系的开端，或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原因之一，是当时中英已经在进行大量的茶叶贸易了。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清朝的衰落，还应该理解使团访华所处的18世纪的历史背景——英国失去了美洲殖民地，同时还要面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迅速扩张。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不认为叩头礼仪引发的争执是最关键的问题，乃至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那时欧洲国家间依然处于等级外交，当时英国很多年没有派大使驻维也纳，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Emperor）的称号，自认为比英国国王（King）的身份高。几年前我曾与伯尔尼大学的克里斯蒂安·温克勒（Christian Windler）教授合编过一套跨文化外交论著，温克勒是近代“新外交史”研究的创始人，我从他那里学习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今理解的现代欧洲国家间的平等外交体系，是在19世纪初才出现的，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后的事。但当我刚开始研究使团译员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

当时我在准备写另一本书《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这本书讲述一位19、20世纪之交的山西绅士刘大鹏的故事，我在罗马天主教会档案馆里查看教会记录的山西省地方史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封李自标描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信，当时我觉得可以把他的故事放到《梦醒子》那本书里，可惜李自标并没有去过我打算写的山西村子。但是，李自标的故事太有意思了，所以我决定再为他写一本书。当我和别人说我打算写马戛尔尼使团的翻译时，别人总会问我小斯当东的事情，我觉得他很可爱，所以决定把他也写进书里。

随着阅读不断深入，我发现小斯当东的人生经历与李自标很相似，一个是在清朝长大的英国男孩，一个是在意大利长大的中国男孩。所以这本书就是以两个人物为起点，再通过他们的故事去解释历史。小斯当东后来很富有，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原本写过很多书，而李自标的资料就很少，很幸运我在罗马天主教档案馆和那不勒斯天主教神学院找到了不少他的信件。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两名翻译李自标和小斯当东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中起到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半个世纪后，发生了鸦片战争，那么，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翻译工作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他们两人如何影响了中英关系历史的叙述？

沈艾娣：历史上口译员往往默默无闻，但应该被视为历史的中心人物，因为他们在外交谈判中起到作用。我们需要将口译员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里去研究。当李自标为马戛尔尼使团做翻译时，对他来说只要中英双方都对使团访华的最终结果感到满意，他的工作就算是成功的。乾隆拒绝了英方提出的所有要求，英方没有因此惹是生非，所以中方对于使团访华的结果是满意的。而在使团结束访华后，马戛尔尼认为英方会再派一支使团访华，继续他的工作，所以他也觉得这次出访是成功的。马戛尔尼回到英国后，因为没有帮助英方达成任何谈判成果，遭到了英国社会各界的严厉抨击。但我不认为英国对没有达成谈判成果的不满与发动鸦片战争有什么直接联系。从19世纪开始，英国方面声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成了中英关系的重要一笔，英国邀请清政府与其建立现代外交关系，清政府拒绝，所以最后英国只得开战。这种历史叙述很明显是在为鸦片战争寻找合理性，因为此前即便在英国，人们对于鸦片战争也是充满争议的。这种误导性的历史叙述还忽略了1808年英国占领澳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不过，中国人很快接受了这种误导性的历史叙述，至今在中国流行文化中依然广泛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出翻译作为“跨文化中介者”的概念，也提出了“翻译的危险”，放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中，为什么清廷没有找自己信任的翻译？清廷信任李自标吗？李自标在什么时候感受到了这种信任的危险？他如何应对这种危险？

沈艾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清廷为什么接纳李自标为翻译。清廷拒绝了马戛尔尼代表英方提出的全部要求，但却同意让李自标做翻译。是和珅点头同意的，但并没有在现存史料中留下任何解释，因此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为什么做出这一决定。我认为也许有两个原因。一种猜测是，全程陪同使团访华数月之久的天津道乔人杰和通州协副将王文雄，清楚李自标是中国人，并且认为他是亲中的。乔人杰和王文雄的判断也许是对的，从李自标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认为马戛尔尼有时的行为举止很不得体，并且觉得乾隆对此很宽容。另外一种猜测是，时任军机大臣福康安认为可以通过恐吓控制李自标。李自标的兄弟李自昌是清军的一位中层将领，使团访华时李自昌就在北京，并且根据法国历史学者的研究，当时福康安曾威胁李自标说他们知道他的家人在哪里，如果李自标做错事，就会惩罚他的家人。

我认为也许两种猜测都是成立的，也直接证明了“翻译的危险”。李自标最开始并不清楚这种信任的危险，但随着使团行程的深入，他愈发意识到危险，甚至在翻译策略上都发生了转变。他后来越来越少地扮演“谈判者”的角色，而是尽量字对字地直译，希望在这段重要历史中“隐形”“消失”。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表示，在跨文化生活并不普遍的时代，译者需要将一种文化解释给另一种文化，译者自身的背景、社会观念，都会对他们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和用词产生影响。不同的翻译策略会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沈艾娣：为此我在书中专门研究了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翻译风格。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马礼逊在清嘉庆十二年（1807）受伦敦传道会派遣来华传教，是外国来华的第一个基督新教传教士。他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25年，与小斯当东是很好的朋友，但两人的翻译风格完全不同。小斯当东从小学中文，成长在启蒙时代，除了经历过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洗礼之外，他后来通过香港行商学习翻译，因此在翻译时把自己视作谈判者、调解人，他的翻译让清廷官员说的话听起来像是18世纪的英国绅士。

相反，马礼逊成年之后才开始学习中文，他认为《圣经》是上帝的语言，所以翻译《圣经》时所用中文应该尽可能对古希腊或者希伯来语原文进行直译。当他翻译官方外交文件时，也用此种翻译策略，尽量逐字逐句地直译中文原文，让清廷官员说的话听起来非常奇怪，并且缺乏说服力。后来一代英国外交官都是由马礼逊进行中文翻译培训，因此他的影响可谓深远，很可能也间接加剧了英国对中国的敌视。同时要说明的一点是，马礼逊自己实际是很亲中的，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对英国的对华政策非常失望。

三联生活周刊：在本书中，你强调翻译的重要性，也展示了翻译对中国与西方关系的重要影响。那么在21世纪，如何成为一个跨文化中介者？尤其在改革开放后，英语教育被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跨文化中介者的数量增多，是否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

沈艾娣：是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引起当下读者的兴趣，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现在有那么多人有着当年李自标、小斯当东那样的跨文化背景。我对这两个历史人物的书写，一部分也是在书写我们如今所处的全球化世界的历史。书的后半部分，我写随着中英关系的紧张，嘉庆年间清政府的镇压，在华跨文化中介者的消失，使得很多重要信息和知识无法向上传递到皇帝那里，清廷由此错失了了解西方的另一个机会。尽管如今跨文化知识广泛传播，但各国领导人依然有时因只获取了局部信息而做出错误决定。在此前的50年里，无数这样的事情发生过。现在学界有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就叫比较无知学（agnotology），专门研究文化中的刻意忽视，比如伊拉克战争或者特朗普执政期间发生的种种事情。我希望中西方的跨文化中介者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加强双边理解，以此面对当今的全球问题。